作者按：本人姓周，退休前曾经是四川省劳改局职工，2002年进入该局，后分配至川南某劳改大队，主要负责档案室管理工作。

至于那份档案发现情况如下：2003年4月，因单位改制，档案室整体搬迁，在清查归档过程中于一个编号为“0013”号档案柜底层发现一本来历不明案卷，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该案卷外部封面没有注明编码，也没有任何相关文字信息，在得到现场某领导批准后，我跟一同事打开此卷，发现里面是一份笔录，写作者为一“王”姓劳改犯，内容全部是此人于1999年所经历一次重大事件，其中离奇程度完全可以用“骇人听闻”四个字来形容，之后我用了整整三天时间将其阅读完毕，后立即上交领导，半个月后得到消息，该档案被某部门调走（因保密关系，不能说出该部门名称），原因不明。

发帖之前务必说明三点。

第一，关于这位“王”姓犯人情况如下：在发现该档案后，我们科室专门抽调人员对此人进行了一次调查，发现该犯于2001年被捕入狱，罪名是“倒卖文物罪”，关押地点正是当时我所处的劳改大队，两年后即2003年1月刑满释放，在准备进一步做追踪调查时候，接到上级通知，要求行动终止，第二年我工作调动，调至重庆某司法局，一直干到今年退休，因条件所限，之后再也没有对该犯做更多了解。

第二，因为该笔录涉及到多处真实地名以及1999年发生的多起真实事件，为避免不必要麻烦，同时因为从未见过该犯本人，对笔录内容的真实性无法保证，受种种因素影响，我在此郑重声明，本帖内容俱为虚构，如有雷同，纯属巧合。

第三，为能真实呈现1999年那次重大事件整个前因后果，以下内容为档案原文，当然，将使用该人犯为第一人称。

最后再强调一点，因年代久远，加上本人记忆力因素，帖子内容跟档案原文必有差错，老朽不才，望乞原宥。

1999年5月，我从成都城北某监狱服完刑出来，回到原单位“512厂”。

我们厂在城北，主要经营建筑材料，本来我是想回厂上班，但因为坐牢的事情，人事科一直拖着不批准，我父母是厂里面的老工人，托人去说情，还是没用，在家呆了半个月，实在没办法，我想起一个人，于是打了个电话过去。

那人叫彭文忠，是里面的一个“战友”，我是97年进去的，原因是跟人合伙盗卖单位一批建材，判了两年，当时彭文忠已经在里面了，他是93年进去的，他原先是成都南门某厂矿职工，下岗后跟人合伙在“火车北站”一带通过“摆象棋残局”还有“丢包包”等各种手段骗钱，被抓后按“诈骗罪”判了5年，在里面时候我跟他关系很不错，98年他刑满释放，出去前特意留给我一个传呼号，叫我出去后一定找他，还说，要是混不下去尽管开口，他手里头有“门路”。

电话很快回过来，对方是个女人，听声音40余岁，听我说完，女人叫我晚上去“星桥电影院”，里面有一家“杨姐发屋”，老彭会过来见面。

于是晚上我就去了一趟，“星桥电影院”我之前去过一次，在城南“九眼桥”附近，旁边好几个大型国营厂矿，当时里头生意很不错，但后来因为周围厂矿搬迁，没了人气，好像07年时候就拆了。

闲话少说，去了后找到那家发屋，等了一阵，老彭出现，一张小圆脸跟之前没什么变化，就是头发白了不少，还穿了一双黑色的橡胶高筒靴，身上时不时发出一股腐臭，像是才从下水道钻出来。

“战友”见面，自然亲热，他把我带到旁边一家烧烤摊，买了一瓶“泸二”，先狠狠干了一杯，然后互相说了说情况，老彭说他98年出来后，本来想回“火车北站”重操旧业，但发现难度不小，一个是原先的几个老伙计抓的抓，逃的逃，凑不齐。还有一个，那一带这一两年警力加强了不少，随时都有派出所的巡逻，不好办事，本来想去其他地方比如“西门车站”或者“石羊场客运站”，但各有各的山头，江湖规矩，此事只有作罢，在家呆了几个月，经一个亲戚介绍进了现在的单位。

我就问是什么单位，老彭说，就是九眼桥那个“水闸站”，里头有个清淤组，他是里头的清淤工人，一个月三百多元，包两顿饭。

我就说了我的现状，老彭说，要不这样，现在是6月初，7月就是汛期，因为任务重，每年都要招两个短工，从7月做到10月，一个月200元，包两顿饭，他跟组长熟，可以去说一下，争取提前把你招进去。

我有点犹豫，说200元也太少了，也就够抽烟。

老彭说，钱多钱少的，你先过来，到了年底说不定还有一笔财路。

我就问什么财路，老彭说是这样，他有个老兄弟，原先一个厂的，听说跑到东三省那边跟人合伙从前苏联倒卖钢材，据说很来钱，但是没此人联系方式，不过年底此人肯定要回成都，到时候去找他，以他二人的关系，他肯定把我们带过去，到时候一起挣大钱。

这话一说，我动了心，就说“要得”。

于是第二天就去了九眼桥那个水闸站，简单登记一下，当天就穿上制服上班，至于工作自然分到清淤组，跟老彭成为同事。

本来一起按部就班进行，我还一直念着“倒卖钢材”的事情，闲暇时间还找人了解这方面的知识，但俗话说得好——天有不测风云，干了不到一个月，在我们管段发生了一起看似普通的“浮尸”案，之后突然就失去控制，活生生把我卷进去，活生生，把我扯入一个无底深渊。

我这么说并非危言耸听。

我清晰记得出事那天是6月18号，因为是“端阳节”，所以记得日期。

那天大概中午1点左右，我们组正在水闸站吃午饭，接到一个电话，是“区防汛办”打来的，说在“合江亭码头”有一批防汛沙袋，叫我们派人搬回站上。

当时组长廖某某就骂了句娘，原来“合江亭码头”附近有一座办公大楼，叫“xx大楼”，现在已经拆了，当时里面有好几个部门办公，区防汛办就在里面，每次卸沙袋时候都偷懒，堆在那个码头上面，叫周围几个管段自己派船去拖运。

廖某某就叫我跟老彭去，我们丢下碗筷，开一条小汽船往上游去，开了两百多米就到了“小码头”位置，其实就是一道斜坡，在府南河南岸，修在河墙上面，而对岸是一座古代亭子，就是著名的“合江亭”。

开到近前，停好船，我们下去搬运，当时整条斜坡上密密麻麻堆满了沙袋，是那种灰白色的麻口袋，农村专门用来装化肥的那种，每一个都鼓鼓囊囊。

搬了10袋左右，老彭看了一下汽船“吃水线”，说不能再搬了，怕沉，先回去一趟，然后搬第二道。

因为当时正值正午，太阳悬在头顶很毒，我跟老彭就摸出烟来，蹲在斜坡上抽，准备抽完就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