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947年，也就是民国三十六年。这年的夏天格外闷热，入伏貌似在七月份，可天津直到九月还是一副蒸笼的模样。

为了弄清当年的某些事，我特地回了趟天津，颇费周章地找到了许多出生在民国，至今还健在老人。他们大多是我爷爷的旧友，或是一些远近的亲戚，所以我以为他们也会跟我爷爷一样，对那年的事情念念不忘。可事实却是，但凡我问起1947年，他们多半不是记不得就是不知道1947是哪一年，于是我不得不换个问法，问他们“民国三十六年都发生了什么？”这样，才稀稀寥寥的有些人回忆起一些片段，只可惜得到的答复多数还是一些无关紧要的话，像是“那年的天儿热得很冲”或者“那年是个平年，没出啥大事”之类的，搞得我既憋屈又无奈。

连续三天，我在天津大小县城之间各辗转了不下四次，终于决定收拾行装原路返回。说来也巧，也许老天当真还是想要我知道些什么，就在我整理钱包准备买火车票的时候，一张狮子林桥的地址却被无意间翻了出来。这是临行前爷爷用毛笔和宣纸写给我的，记录的是我的一个本家舅姥爷，原先在一所公办学校教书，如今就住在天津狮子林桥附近的一处平房里。如若不是这巧合，这地址还当真叫我给忘了。那既然天命所致，抱着最后一丝希望，我还是搭车回来了天津城，奔赴狮子林桥，找到了这位舅姥爷。这是一个高大的、衰败的、患有不住摆头症的耄耋老头，说是位舅姥爷，可实际上我对他一丁点印象都没有。其实早在我爷爷那辈，我们便举家搬来了江苏，所以我也算是祖籍上的天津人，实际上的江苏人，好多娘家亲戚还都认不全呢，更别说他了。不过好在公平，他对我也是一样的陌生，以至于刚见到我的时候还以为是派出所查户口的办员。

我找到他的时候已经是下午，讲明了来意再验证了身份，他终于搬来了“麻哒”（一种折叠凳子），在我这个“孙子辈”的搀扶下，来到了当年故事中的三岔河口。只见他扯开哒子，忽悠忽悠地坐下，而我则杵在他对面的一颗河石上，一边恭敬地给他上上一根“阿诗玛”，一边似瞧非看地把目光瞥向旁边的三岔河。

改革开放后的三岔河，只有在黄昏的时候才会展现出它应有的古老与沧桑。我看到夕阳像半片沁过血的、厚到夸张的嘴唇一样，在难得稀落的河道上最后一抿，便默默地沉下去，心中竟不免突发出某种翻滚的迷离来，好像那河水与夕阳的尽头就是曾经噼啪闪烁的民国一般。

“你这小儿，有些事问你爷爷都行了，嘛跑个倍儿远来找我。”舅姥爷朝着泛黄的天空长吐一口烟缕，扯着嗓子便喊，好像是要说给耳背的自己听一样。

“爷爷他年纪也太大了，光靠自己的记忆早都想不起来那么多事儿，这不又摊上我倍儿想知道，明知道再问他也说不出多少眉目，也就闲不住脚地要满处跑着包打听嘛！”虽然关系疏远，但门面上的位卑尊亲还是要有的。于是我又一次把一颗卷满了期待的“阿诗玛”塞到他手里。

“唔……”他狠狠地嘬了一口烟屁股。“你都想知道点儿啥？”

“想打听下1947年天津城里的一些大事。”我把身子往他那儿挪了挪，心也提到了嗓子眼，生怕他告诉我“记不清了”之类的话。“您老可还记得？”

“1947年……1947年……你说的是民国三十六年吧？”他抖了抖烟灰，用灰黄的指甲扣掉了衣服上的一处饭点。

“对！对！没错！就是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您还记得？”我高兴得差点没蹦起来，万没想到这位舅姥爷已过耄耋，居然除了耳背之外还是一副脑清目明的模样，年轻时不愧是教书的！这也犹使我隐约看到了曙光。

“民国三十六年……要说有啥大事吧，也不算有，可要说没有吧，那年的夏天却是又长又燥，简直热得出鬼，水浇到地上都‘滋滋’发响。”说着，他把要烧到手指头的烟屁股扔出老远，想再叼起另一根，却又意意思思地塞了回去。“天津多少年没见过那么热的天，所以那时候老辈儿都说，这是阎王生气了，所以让小鬼儿拎着三味火来阳间锁魂才造出这么大的热气。不过说来也寸，那年的案子还真就是特别的多，整天听到有杀人放火的……所以要说民国三十六年真发生了什么大事，也就属那跟前的案子又多又奇了吧。”

“哦？都有些什么案子？那么多案子，警察都解决得了？”我一听，这舅姥爷弄不好还当真知道点什么，要真是如此，那也不枉我几天来风尘仆仆，想着便又抽出一根烟来朝他手里塞。

可没想到的是，这回他居然朝我摆了摆手，把烟推了回来，换了一副十分凝重的神情。“案子多，是真多，多到数不过来。警察？民国的时候哪有嘛警察！那都是巡捕，尽是一帮吃人饭不拉人屎的二五眼儿，靠他们，甭说办案了，不冤枉好人就行了，能有个屁用！”说着，他把头扭向那三岔河，好像回忆正像那河水一样在奔涌。“不过，巡捕没辙，好在还是有人替咱老百姓办事的。那个人，倍儿是八个包公都比不上他！十个诸葛亮都不如他的脑子！说起来，那个人才当真是菩萨下凡，神仙转世啊！”

舅姥爷连用了几个感叹，甚至连他自己都不知道，此时他那双浑浊的眼窝中，正闪烁着无比纯净与美好的光泽。尤其是说到，“那个人”的时候……

接下来的事情，我就无法再用谈话的方式记录下来了，至于1947年到底发生了什么，民国三十六年又有怎样的大案和奇案蜂起，以及舅姥爷口中奉若神明般的“那个人”究竟是谁，他又有着怎样不凡的经历与传奇的人生，还烦请列位跟我一起扫去案上的尘土，撬开历史的棺材，一窥风雨飘摇的民国，究竟有着怎样不凡的1947……

案子，发生在民国三十六年。

说是1947年，这年的夏天，在天津的三岔河口住着这样一户人家。这家人姓郝，是个一家三口，丈夫姓郝，邻居们都管他叫老郝，喊他媳妇叫“郝婶”。

讲这案子，头一遭就跟老郝的儿子“狗子”有关。老郝是个拉车的车夫，北京管这个叫“拉洋车”，说是这种人力车本是从东洋日本传过来的，所以叫“洋车”，天津那片管他们叫“胶皮”。凡是当车夫的，日子过得都挺苦，着实在烧自己的血来当汽油，临了还不怎么挣钱。老郝这么一天地跑下来，多少也就能挣到几个饭钱，因此这儿子打小就上不起学，民国三十六年那会儿他正摊十一二岁，整天一跑跑一天地玩，家里人也不管，因为毕竟这穷人家的孩子，也没听说过怕被人拐去偷去之类，都是白天外边玩一天，晚上到饭点，饿了自己就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