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本科读的是心理学。大一期间，我在老师们的推荐下，看了许多与心理有关的小说和电影。从那时起，我就一直有个疑问：现实中，那些资深的心理学者，真的能够干预甚至操控他人的意识么？

直到大四毕业，这个问题依然困扰着我。毕业聚会上，我端着酒杯找到系主任，再次提出了这个疑问。

当时，他目不转睛地盯着我，认真问道：“张一新，你真想弄清楚这个问题？”

我也认真地看着他，用力地点点头：“真想。”

“那就放弃读研，去找一份犯罪心理学方面的工作吧。”他语重心长地说，“你的问题，只有最为极端的心理学才能回答，留在学校里，你就永远无法找到答案。”

正是因此，我放弃了原本的读研计划，四处寻找与犯罪心理学有关的工作。这是个冷门的领域，对新人也并不友好，我摸爬滚打了好几年，才总算站稳了脚跟。

结婚生子后，生存的压力陡增，为了让家人过得好一点，我接连换了好几份工作。过了三十岁，我逐渐变得世故而平庸，当年那个视为毕生追求的问题，也早已被埋进了记忆深处。

但命运就如同心理一样，复杂而难以捉摸，往往还带有必然中的偶然。三十四岁那年，因为工作的关系，我接触到一个名叫叶秋薇的女人。她的出现，不仅回答了我当年的问题，还彻底颠覆了我对人类精神世界的认识。

她曾经对我说过这样一句话：想不动声色地置人于死地，其实并不难。

下面，我就来讲讲这个女人的事。

ps：在本帖中，一些理论和专业词汇的出现不可避免，楼主会视情况作出简短解释。

第一次听说叶秋薇这个名字，是2012年的夏天。

当时，我在本地的一家法制杂志社供职，负责犯罪心理学的板块。7月初，领导把9月份的主课题给了我，题目是“谋杀犯罪预谋阶段的心理分析”。

每个月的主课题，都需要提前一个月完成初稿，这也就意味着，我必须在月底前拿出完整的文字报告。

接下来，我用尽办法，总共面访了六名被判了监禁的犯人，还有一名即将被执行死刑的死囚。面对我，他们或是绝对沉默，或是长久痛哭忏悔，没人能冷静地接受采访。眼看半个月过去，事情却几乎毫无进展，我就难免有些焦虑起来。

7月中旬的一个晚上，朋友约我出来聊聊。几杯啤酒闷下肚，我就开始倒苦水，说起杂志社的生存不易，养家糊口的艰难，还有那毫无进展的课题。

朋友名叫吴涛，我习惯喊他老吴。我们是一个家属院里长大的孩子，后来，还一起读了四年的心理学本科。本科毕业后，我步入社会，他则读研、读博，一离开校园，就成了本地精神病院的一名副院长。

听我说了一阵，老吴喝了口酒，眉头微微一皱，说道：“老张，关于你这个预谋心理的课题，有个人，说不定能帮到你。”说着，他抬起手，轻轻地摸了摸自己的后颈。

“你？”我当时误解了他手势中的深意，白了他一眼，哂笑道，“吴院长，你个研究儿童心理的博士，就别跟我装什么犯罪心理大师了。”

“不是我。”老吴放下手，仰起脸，微微一笑，“是我们院里的一个病人。”

“病人？”我倒吸了一口凉气，看着他的眼睛，觉得这话有点意思，“什么病人？”

“是个三十多岁的女人，叫叶秋薇。”

“叶秋薇。”我低头看着杯中的酒，下意识地重复了一遍这个名字。

“她是去年秋天入的院。”老吴舔了舔嘴唇，语气有些怪怪的，“当时，是十几名荷枪实弹的武警押运过来的。接人的时候，我们都以为会是个虎背熊腰的凶恶大汉，谁知道车门一开，出来的却是个挺瘦弱的女人。”

“有意思。”我赶紧催促道，“接着说。”

“这个女人主动投案，自称在过去三年里杀了二十多个人。”老吴的语气逐渐沉重起来，“但根据警方提供的情况，那些人并不是她杀的。在她所说的死亡事件中，的确有一部分命案，但凶手都已经认罪伏法。余下的一部分，则根本就不是命案，而是自杀或者意外事故。”

“非分离性的身份识别障碍？还是妄想型的精神分裂？”我凭经验随口猜了几句，接着便摇摇头，觉得老吴在蒙我，“不对啊，既然如此，为什么需要武装押运呢？”

“因为她压根就没病！”老吴直勾勾地看着我，随后稍稍缓和了口气，说，“她入院后，我们对她进行了深入的生理与心理评估，没发现任何精神疾病的症状或是征兆。后来，我们又详细调查过她的成长经历和家庭背景，也没有发现足以致病的因素。”

“很矛盾。”我问，“再后来呢？”

“一开始，我们把她安排在三区。”老吴又抬手摸了摸自己的后颈，“之后不到一周，三区的一名护士就遭遇车祸身亡，又过了一个多星期，调任过去的护士，从病房楼楼顶跳了下去。后来我听说，两名护士都为难过叶秋薇。”老吴抿了口酒，接着说道，“一个月后，三区的两个病人在病房里自残而死。巧的是，他们分别是叶秋薇的左右邻居，而且从监控和医护人员的反映来看，两人之前都对叶秋薇有过挑衅行为。”

“于是，你们就开始怀疑她了？”我也抿了一口酒。

“联想起警方提供的情况，这样的怀疑不是没有道理。”老吴连续眨了几下眼，说，“我们再次对她进行了全面的心理评估，仍旧没能发现任何精神疾病或者心理障碍。但随后，与她相关的死亡事件又接连发生，最终，领导层一致决定，把她转移到了四区。”

“四区。”我心里微微咯噔了一下。因为跟老吴的交情，我对市精神病院还是有些了解的。院里一共四个病区，数字越大，代表里面居住或关押的病人越危险。

“四区不大，一共只住着十几个病人，都是你不想再见第二面那种。”老吴的眉毛抖动了几下，“四区的管理比监狱还要严苛，病人们吃喝拉撒都在病房里，每周只有不到两个小时的户外活动时间，而且还要带着手链和脚链。半个月后，一个绰号‘恶鬼’的病人，在房间里生生地磕掉了自己十几颗牙，流血而死。据四区的两名医生说，两天前的户外活动时，‘恶鬼’和叶秋薇，有过两三分钟的简短交流。”

“这种联系，是不是过于牵强了？”我摇摇头。

“没有直接证据，确实牵强。”老吴叹了口气，“但你换个角度想想，这种牵强，或许正是叶秋薇无法被定罪的原因。你知道么？现在，全院的人都坚信，那二十多个人就是叶秋薇杀的。警方肯定比我们更清楚其中的是非曲折，至于为什么没给她定罪，除了缺乏直接证据，恐怕还有别的什么原因——这就不好妄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