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3-10 21:37:00

由于这属于恶性治安案件，丨警丨察压力很大，所以他们很快就找到了那伙小偷，并按照被抢的皮包里面的证件，找到了失主。失主却对媒体避而不见，只是对丨警丨察说：“我并没有要任何人去追小偷，包是我自己丢的，并没有人偷。”

丨警丨察拿不到证据，也没有任何证人，更不能确定是小偷对其行凶。由于没法给小偷定罪，最后只好把小偷给放了。媒体了解到这件事之后，立即掀起了一阵风波，在巨大的舆论压力下，失主最后还是来到医院看望了黄荣军。

黄荣军的妻子哭着说：“他为了给你追钱包，受了伤，我们不要你感谢，也不要你赔钱，你只要证明我们是见义勇为就行。”

那个失主说：“我并不需要你的先生不顾性命地去追这笔钱，因为钱没了我可以再赚。现在你先生受伤成这样，我欠你的情一辈子都无法还清。与其这样，我宁愿把钱丢了。”

他的妻子听了气得嘴唇直抖。

黄荣军在病床上听见了，也气得流眼泪，他说：“你不是说这是给你儿子看病的钱吗？”

那失主说：“我不记得我说过这话，我只有一个女儿，哪里来的儿子。就因为你们在报纸上说的那些话，我都被公司开除了。”

说罢，她指着我们这些记者说：“别再造谣了，我的生活因为你们的造谣已经受到了很大的影响，我告诉你们，”她指着黄荣军说，“再瞎说我就告你们诬陷好人！”

2011-3-10 21:48:00

他的妻子与他一样窝囊，听了这话气得直哭，却并没有说出任何值得报道的话。在失主走后，他们爆发了结婚后的第一次争吵。他的妻子大骂他是一个傻叉，遇事不动脑子，完全没有想到自己还有一个家。黄荣军气得直流眼泪。

小张那天来看他，黄荣军问他那天你到底追上来没有。小张立即说：“哥，我追上去了，但是你骑车太快，我没跟上，后来没找到你，我就回单位去了。”黄荣军嘴动了动，但终究没有再说出什么。其实我知道，他肯定是觉得如果小张跟上来的话，小偷就不会对他行凶了。

他的亲戚朋友来的时候，听说了这些事情也大骂他傻，说那么多人都不管，你管他们干嘛？弄到最后自己落得这样一个下场。黄荣军听了也只是默默流泪。

在报纸上，我报道此事的时候，自然忽略了这些事情，只是报道他光辉的一面，甚至把他的家人都说成了大义凛然的英雄，都坚决支持他的行为。其实只有我知道，他们在病房里相互埋怨的时候，都说了什么样的话。

我一开始还担心其他一起采访的兄弟单位会说出真相，但事后我欣慰地发现，我们都很默契地保持了相同的口径。

从此黄荣军再也没有要求政府评自己为见义勇为。我们经常跟政府机构打交道，所以了解他们的运作方式，我们其实都知道，如果他继续争取，还是很有希望成功的。但他并没有听从我们的建议。当然我们私下里，也并不希望他真的被评上见义勇为，因为只有当他这样一个英雄遭遇到不公正的时候，对我们来说他才具有新闻价值。如果一切都让他得偿所愿，那么这种新闻也就没有任何争议性了。作为媒体，我们不追求公正，我们只追求关注度。他用自己的人生演出一幕真实的悲剧，而我们负责用镜头与文字将他记录下来，以提高报纸的订阅率。这种话虽然残酷，但不能不说这就是我真实的看法。

2011-3-10 23:14:00

在那段期间，由于他花光了家里的积蓄，所以他父亲心脏病复发的时候，家里没钱做昂贵的心脏搭桥手术，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的父亲死掉了。那天我正好在医院进行跟踪采访，平时不管问他什么，他都会很配合地回答，唯独这次他拒绝了采访。他背对着我，眼里含着泪水。在场的几个记者，有眼窝浅的，居然哭了出来。这种行为看似具有人情味，但在我看来，这样并不是一种很专业的态度。

几个月之后，媒体渐渐地淡忘了此事。他们也由于捐款花光，办理了出院手续，搬回了家。他只是每周回医院去接受一次康复治疗。

他再次被媒体关注，是在一年之后。他竟然奇迹般地康复了。我奉总编之命，在报纸上以很大的篇幅重温了事件的经过，并用很大的标题写道：好人好报。

可是当我看着他的眼睛的时候，却觉得支撑他如此快速康复的，已经不再是他那个混日子的无聊哲学了。我总能在他们一家人的眼中看到某些邪恶的东西在滋长。我相信我的直觉，这绝不是什么好人好报。

一天我去他家进行采访，看见他的儿子在读《教父》这本书。我突然来了兴趣，笑着问他：“你什么时候爱看书了，看得懂吗？”

他看了一眼父亲，阴郁的眼睛在我的脸上扫了一下，用低沉的声音说：“黑社会也是一种秩序，当白社会的秩序不能维持一个社会正常运转的时候，黑社会就会自己冒出来，代替白社会执行职能。只不过黑社会与白社会不同，他使用的规则更简化，暴力手段也更赤裸。如果我有足够的能力，我要用更好的秩序来代替那些不好的秩序。”

他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很平静，眼睛一直看着地面，温顺得就像一只羊。但是他嘴唇上方的肌肉却一直在无意识地颤抖，像是在刻意地掩饰着真实的表情。我知道他的心里充满了不满，这种不满的程度甚至远远超过了同龄人所能承受的极限。

2011-3-10 23:42:00

我端详着他的脸，这段时间他的变化很大。随着青春期的发育，他长得越来越像他的父亲了，据说他最近参加了学校的足球队，所以身材看上去甚至要比他的父亲更加健壮一些。

我很想问他：你说的更好的秩序是白的还是黑的？但我没有问，因为当时的情景让我感到了一种难以言状的怪异与阴森。

我笑着对在一旁坐着的黄荣军说：“你的儿子很聪明，我们报社的记者也未必能说出这样的理论。”

他的妻子在一旁埋怨说：“天天跟儿子胡说八道，弄得父子俩跟着了魔一样，马上就要考大学了，也不好好复习。”黄荣军恶狠狠地瞪了她一眼，她再也没敢说话。

这天的采访，我几乎一无所获，因为黄荣军已经像是变了一个人。他没有再谈病情也没有再谈家里的困难。反而是不停地说感谢政府，感谢媒体对他的关心与照顾。但他说这话的时候，分明没有任何感谢的表情。

出于渲染感人气氛的需要，我问了他一个几乎已经成为了惯例的问题：“下次再遇到这种情况时，你还会站出来见义勇为吗？”

他并没有像其他那些见义勇为者那样有些表演性地做高姿态说：“我会。”

他没有回答问题，反而对我提出了另外一个问题：“你知道人为什么赞扬蜜蜂吗？”

我一愣说：“因为蜜蜂用处大啊！”

他摇头说：“不对，绵羊的用处也很大。但是只有骂人窝囊的时候，才把人比喻成绵羊。”

我点头不知道他要说什么。

他继续说：“蜜蜂为了保护蜂巢，不惜以死为代价，蜇伤入侵者。正因他们的英勇不屈，才得到了人们的尊重。而绵羊被人割毛，乃至被杀，都不会吭一声。不反抗的人，再多贡献，也是得不到人们的尊重的。你看古代那些原始人崇拜的图腾，都是些可怕的动物。敬意是来自于恐惧，而不是无条件的爱。”

“如果每个人都是蜜蜂，而不是绵羊，那么这个世界就会变得和善得多。因为当一个人作恶的时候，他首先想到的是会遭到何种可怕的报复，而不是想到会得到哪些利益。”

“所以我下次再遇到这种事情的时候，我还会去帮忙，只不过那时我将是一只毒蜂。”

与他之前温和而又有些怯懦的语气不同，现在他的语气阴森可怖，让我感觉很不舒服。我草草地结束了采访回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