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姑娘23点才下班，坐着夜班的26路回了家，我和周庸没坐车，开车跟在后面。

等她下了车，我远远的吊在后面，发现她进了一个特别逼仄的大厦。

她们上楼后，我看了下电梯，停在10层。

（香港的电梯，比较狭窄，很多都特老旧，有点吓人）

第二天17点，估计她快上班了，我坐电梯来到10层—电梯贼tm窄，一次最多能站四个人，还一直咯吱咯吱响，我密闭空间恐惧症都快犯了。

18点，南亚姑娘从1003号门出来，带着她的两个孩子出门了。

我假装上一层的住户，站在楼梯间抽烟，看着她们坐电梯下去了。

过一会儿，周庸发微信告诉我，说她们已经坐26路走了。

我说好，让他站在楼下给我放风。

我拿着铁丝，走到南亚姑娘住的门前，开始开锁—香港很多楼里都没有防盗门，全是木质锁芯的房间，南亚姑娘住这间1003号就是。

（这种门锁基本什么都防不住）

特别好开，我开门进屋，也就花了十几秒。

一进屋，觉得特压抑—大白天的，屋里一片漆黑。

借着走廊灯光，我能看出这是间劏房，也就10平米。

厨房和洗手间挤一起，加上个三层的床，剩下的空间刚好够一个人转身，屋里的味道也特难闻。

没有窗户。

我打开手电筒，在门边找到开关，打开灯。

床上堆了些衣服。

劏房又叫“房中房”，房东把房分成3到10平米的小隔间，出售或出租，租金平均3到5千元，非常憋屈）

厕所贴着几张一个男人高举双手的照片，他旁边有一只牛，身上挂着一些类似大捕梦网的东西，他面前，是一群被杀死的狗，一群人在向他跪拜。

厕所地上画的全是血圈，一只玩具狗被扯碎，扔在地上，旁边有两根烧过的蜡烛，在一个盘子里，有一颗心脏和一只手。

不是狗爪，是人手，看起来，是一个孩子的手。

在第二层床上的背包里，我发现了抗鼠灵，以及三本护照。

护照是菲律宾籍的，属于女人和她两个儿子。

从现场来看，这像是场宗教仪式。

我用谷歌检索了一下菲律宾、邪教、狗，这些关键词后，发现了一个菲律宾邪教。

他们以牛为神，认为狗是最邪恶的东西，要杀狗虐狗献给神。

而且，早在香港没回归前，他们就在香港做过案，还献祭了一个女童。

（1982年，香港菲律宾邪教杀童杀狗的新闻）

下了楼，打消周庸想上去看看的冲动，我俩又回到重庆大厦买了张不记名手机卡，打999，报警把菲律宾女人的相关信息、住址、工作地点都告诉了警方。

他们最开始不是很重视，在我告诉他们屋里有只人手后，他们一下急了，想问更多—但我马上挂了电话。

如果我一开始就说人手的事儿，估计其他还没说，就要被追踪位置了。

报完了警，周庸问我，那女人进去了，她儿子将来怎么办。

我说不知道，那不是咱能管得了：“这种事尽量别深想”。

帮香港警署解决了一麻烦，找狗的事儿还是没什么进展。

媒体曝光菲律宾女人被捕后，我曾打电话问丨警丨察，她杀没杀过一只博美。

警方说不知道，没统计，她可能自己都不记得，杀了几只狗，都是什么狗。

港澳通行证就剩1天，抱着尽人事的态度，我俩回到丢狗的大埔海滨宠物公园，打算跟那附近转两天，碰碰运气。

溜达了一会儿，我们停在垃圾箱抽烟，发现一十来岁的男孩，牵着两只约克夏。

周庸感慨，说养宠物挺好，能培养爱心。

他刚说完，那男孩就使劲给了约克夏两脚，把狗踢的嗷嗷叫。

看我俩注意到他，男孩赶紧蹲下爱抚小狗。

（海滨狗公园，到处都是狗元素）

我俩都有点懵，然后在男孩的爱抚下，俩狗叫的更惨了，我仔细看了一会儿—男孩在偷偷的掐狗。

周庸赶紧上去阻止他，那男孩开始用粤语骂他，有几个人开始围观，然后一对遛狗的夫妇冲进来，问怎么了，我们为什么欺负他们儿子。

我仔细一瞅，这不是那对宠物保姆夫妻么？

他俩也认出了我和周庸，把我们拽到一边，问怎么回事。

我说你们是让儿子帮忙遛狗么？

他们说对：“每日滴（的）客（客人）甘（这么）多，小型犬俾（给）细路仔（小孩）帮手（帮忙）遛遛啰。”

周庸说了他们孩子虐待狗的事儿。

这对夫妻特别难以置信，因为俩人都特喜欢狗，没想到儿子会虐狗，把他拽过去问怎么回事。

我拦住他们，说我先问个问题—那只博美到底是你们弄丢的，还是你们儿子弄丢的，以博美的体型，你儿子应该是能遛的。

他们一犹豫，承认是儿子遛丢的。

我说那你就当着我的面，好好问问他，那只狗到底哪儿去了，要不然我就去网站投诉，你们虐狗。

他们特着急，骂了儿子几句，孩子很快招了。

他说父母对狗比自己好，花在狗身上的时间，也比花在自己身上的时间多，觉得父母更爱狗。

所以一有机会出来遛狗，在父母不注意的时候，他就会把狗带到隐秘的地方，虐待。

那天那只博美也是，他使劲踢了几脚，没想到就给踢死了。

我问他踢死之后扔哪儿了，他说到码头附近扔海里了。

这儿附近是深水港，别说一只小狗了，扔几个人进去也是找不到。

（大埔大帽山附近的海水很深）

把这事儿弄清后，我们带着宠物保姆夫妇，去找刘雅。

知道自己的狗死了，姑娘哭的都不行了，一直说后悔带它来香港。

夫妇提出要赔偿，我说让他们自己商量，告诉刘雅后续的钱不要了，就离开了。

这件事结束后，我和周庸买了回北京的机票。

临走前的一个晚上，他请我去柯士甸道环球贸易广场的101楼，一家叫天空龙吟的日料店吃怀石料理。

完事儿后，我俩步行去维多利亚港消食儿，在靠近灯塔的海港旁，一个香港本地乐队表演，唱的郑伊健的《心照》。

（维港附近有很多这样的乐队，唱的都很好听）

我和周庸走到观景桥下的垃圾箱，把吃剩的蛋卷扔掉，点上烟。

他掏出手机拍对岸的夜景：“要是这个城市没有劏房之类的，只有明面上这些繁华，那真是太完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