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一份1952年的香港丨警丨察报告，九龙城寨里大概有154个丨毒丨品聚集地，11个色情场所，7个赌场，和13个狗肉店。

当时港英政府禁止吃狗，香港唯一能吃狗肉的地方，就是九龙城里—其中最著名的一家狗肉馆，叫做枝竹记。

和这家羊腩煲的名字一样。

确定这家饭店有问题，我和周庸决定晚上再来，等夜深人静的时候，偷摸进去，看能不能发现什么线索。

跑到三洋餐厅吃了顿西蓝花炒斑球和椒盐鱼腩，又回酒店睡了一会儿，晚上9点，我俩开车又来到了枝竹记，熄了火，放倒座椅，在车里等着。

大概11点的时候，我觉得差不多了，正想跟周庸说行动，他忽然压低声音凑过来，说徐哥，来人了。

我从车窗里看出去，有一辆丰田大面包车开过来，然后经过我们，离狗肉馆越走越近，然后停住了。

（香港很多面包车，可能是比较实用）

车上下来一大爷，他拿钥匙打开门，进去了，过一会儿背出来一东西放在后备箱里，转身又进了饭店。

按照我们上午在门上看的照片，他应该就是枝竹记的老板。

周庸悄悄打开车门，冲过去看了一眼跑回来：“徐哥，是冷藏的死狗，皮已经剥了。”

我说真是长见识了，真挂着羊头卖狗肉。

他问我怎么办，我说下车：“他就一个人，岁数也大了，你看你这么年轻，应该有点勇气，和他正面刚。”

周庸说行吧：“希望他普通话好点。”

下了车，我俩进了饭店，在厨房里，老板打开了一扇暗门，里面有个冰柜，装的都是剥了皮的，红色的狗。

他正低头往出弄，周庸从背后拍了他一下，老板吓一激灵，差点没背过气，回头看见我俩：“做咩野（干嘛），食屎啊你（吃屎啊你？）

周庸问能听懂普通话么。

老板骂了一句大陆仔，问我们要干嘛。

我说有人介绍，说您是九龙城寨枝竹记的继承人，老字号：“我俩想吃点狗肉，就过来了。”

老板说信你就有鬼啦：“边（哪）有哩（这）个时间想食（吃）狗肉咯（的），扑街。”

我说您也别骂了，咱无冤无仇，我就问你个事儿，你告诉我，就一拍两散。

他琢磨了一下，问我什么事，我说想问他博美在哪儿。

老板懵了，问我什么意思：“咩（什么）博美博丑，母鸡（不知道）。”

我给他看照片，说就这只狗，他说没见过：“我们这儿卖的都是大狗，而且你这是个长毛狗。”

“一黑二黄三花四白五长毛，冇听过咩（没听说过么）？我地唔食（不吃）长毛狗”。

我看了看冰箱，里面确实都是大狗，没有像博美那种小型的犬类。

半威胁的，我问了他一些问题。

这个羊腩煲的老板，就是九龙城寨那家狗肉馆的传人，这么多年，一直想要把父母的生意维持下去，给一些老顾客想办法弄些狗吃。

所以他开了家羊腩煲—羊腩煲都是带皮的羊肉，带皮的羊肉和狗肉，看起来很像。

（正常的羊腩煲，我还是很爱吃的）

吃狗肉的老顾客来时，他给上狗肉，普通的客人来，他就上羊肉。

香港的狗不好搞，他总是断货，这次听说马鞍山有人毒狗，他就趁机浑水摸鱼，去毒狗的地方偷狗—没人能想到狗是被偷走了，还以为在某处被毒死了，就算他带着狗走，也不会有人怀疑。

大家只会注意地上是否有诡异食物，以及是否有人下毒。

但没想到，有一只他偷的狗误食了毒药，还没来得及发作，就被他给杀了，卖给了老客户吃肉。

结果老客户就中毒了。

（挂羊头卖狗肉，不是一个都市传说）

卫生署已经盯上他了，虽然第一次在他厨房里没搜到暗门，但他也很有危机感，想赶快把狗肉都处理掉。

其中让我最在意的，是他说的一件事儿—他可能看见了，给狗下毒的人。

那天他开车去大埔区海滨公园，琢磨着趁主人不注意，套两只狗回去。

寻找目标的时候，他发现有一个人，女性，不是华裔，应该是个南亚人，在往地下撒狗粮，隔一段就撒一点。

（真·撒狗粮）

当时他没在意，后来想起来，有只狗吃了南亚女人撒的狗粮，后来被他套走了。

再后来，有人吃了这只狗中毒了。

得到想要的信息，我出了门，没管和枝竹记老板达成的协议，用另一张不记名的卡报了警，还把他车牌号什么的都说了。

回酒店睡了一会儿，上午起来，报纸上就登了枝竹记老板被捕的新闻。

我和周庸没在关注这事儿，去金海阁吃了顿午饭，我俩开始琢磨，怎么找到那个给狗下毒，还有可能虐狗抛尸的南亚女人。

想了一会儿，没有头绪，我俩决定出去转转，放松一下大脑，先去摩罗街看了看印度人开的古董店，又去西贡鱼市吃了大排档。

（西贡鱼市大排档，皮皮虾跟我胳膊一样粗，就是有点贵）

周庸玩得特高兴，拿手机一顿录视频。

转了一圈，脑子果然活了一点。

华明村和马鞍山，狗不比其他郊区更多，抛尸为什么会在大埔区附近，我觉得可能和作案人有关。

考虑到她南亚人的身份，那很可能是工作地点和居住地点。

海滨公园附近房价比较高，她应该是住在毒狗地，马鞍山附近。

我和周庸用了一个最笨的方法，去查这件事。

先查到马鞍山到大埔区附近的几条最近路线，然后每天在车站等着，看有没有南亚裔的女性上车。

（我们在公交站蹲点）

然后我们尾随看看。

5月29日，有一个南亚妈妈，带着俩十来岁的男孩，背着个大包，坐上了开往大埔区方向的新界区专线小巴26路。

我跟着她上了车，让周庸开车跟着。

到了大昌街附近的大发街公交站下车，她漫无目的地转了一会儿，在九龙坑山附近，一个比较荒的地方，她上了山。

如果跟在她后面，踩草之类的声音肯定会被发现，我俩找了个隐蔽的地方，喂了会儿虫子。

那姑娘带着孩子下山时，我让周庸跟上，看看她们去哪儿，自己上了山。

爬了大概十五分钟，在一堆草丛里，我发现了几具狗的尸体。

其中有一个边牧刚死不久，我到的时候还在流血，喉咙被割开，四肢被折断，有人用它的血在地上画圈。

想起了南亚姑娘背的大包，我知道里面装的是什么了。

（她的包比这个大很多，能塞下一只狗）

她为什么要这么做，还当着自己的孩子—只是单纯的变态么？

正琢磨，周庸给我打了个电话，说徐哥，她去了宝乡街一家叫freehouse的酒吧，然后换了身连衣裙出来，好像是陪酒的，孩子就自己在外面玩。

我说我这就过去，你先进去喝一杯，跟她套套话。

他说成吧。

我到地方的时候，周庸已经出来了，在旁边的711等我。问他问出啥来了么，他说没有：“她摸我大腿，我也不好这口啊，再说她儿子就在外面。”

我说你真完犊子，他说擦：“我已经牺牲很多了，要啥自行车啊，徐哥，咱不能既要发票，又要大可乐。”

让他别扯犊子，我告诉他，这姑娘基本就是那毒狗虐狗的人。

周庸说那坏了：“没套出话她还认识我了，跟踪不好跟了。”

我说对，只能我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