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上午，我们又来到金京小区，十点多时，吴秀淇准时的从小区里出来，往红领巾公园方向慢跑，周庸点着火：“咱开去公园等她吧。”

我说等一下：“把车停道边，下车。”

周庸笑了：“怎么了，徐哥，你也想跟着跑一下，你不是说自己上午绝对不运动么？”

我说你是不是傻：“你看那是谁？”

他抬头看：“卧槽！”

昨天在吴秀淇跑步时，跟踪她那个穿着有些破旧的中年男子，又和昨天一样跟在了她身后—见到一个漂亮姑娘，跟着跑几步，可能是人之常情，但连续两天跟踪一个人，绝对有问题！

我和周庸下了车，远远的吊在两个人身后，到了体育公园，这个时间体育公园人已经不少，有一群大妈跟这儿跳舞聊天，中年男子远远跟在她身后，不时的看看周边的人，显得特别不正常。

在路过一片人少的地方时，中年男子从兜里掏出一个东西，走近吴秀淇，我和周庸故意大声说笑，跑向他们那个方向，他又把东西揣回了兜里。

（他把手揣回了兜里）

吴秀淇在公园里跑了两圈，压了压腿，已经快中午了，她掏出手机看了看时间，从北门出了公园。

中年男子正想跟出去，我们拦住了他，把他拽进路边的树丛里。

他用力挣扎：“你们是谁，要干嘛！”

周庸说你小点声，拿出手机给他看他刚才跟踪吴秀淇的视频：“跟踪人家姑娘，你tm还要不要脸了，信不信送你去派出所，臭流氓！”

中年男子扫了两眼视频，声音小了下来：“我没跟，我就是自己溜达。”

我让周庸从身后缚住他，搜了搜他的身—他好像带了什么作案工具，刚才想要对吴秀淇使用来着。

在他外套右侧的口袋里，我发现了一个奇怪的暗色小玻璃瓶，大概十五厘米，里面装满了液体，我打开瓶子盖，一股刺激性气味扑鼻而来，我看了看瓶口的白色气泡：“艹，是浓丨盐丨酸，他想毁吴秀淇的容！”

（我打开瓶子，发现里面是浓丨盐丨酸）

周庸听我说完，给了他腿弯一个膝撞，把他按倒在地：“这么对一姑娘，你丫还是人么，徐哥，咱直接把他送局子吧！”

我说先别急，听听这哥们有什么深仇大恨，非得毁人家容。

中年男子问我们是谁，我说就是普通的见义勇为：“是别人雇你干的，还是你有什么目的。”

他沉默了一会儿：“去你妈的，直接把我送局子吧，反正我是精神病，也不犯法。”

听他说是精神病，周庸有了点头绪：“你是马杉林的病人么，来报复他？”

他不说话。

我说反正你也不怕去警局，能不能告诉我有什么仇，我们又不认识他，就当聊天了。

他说就是马杉林的仇：“这孙子每天太tm小心了，进出都开车，直接走地下停车场，我根本进不去，轻易还不出诊，我抓不到他，就报复他老婆，艹！”

周庸问他和马杉林有什么仇，他不说，开始滔滔不绝的骂起人来，说了两分钟脏话，才开始讲述和马杉林的深仇大恨—二十年前，马杉林还是个本科毕业生，因为没钱继续深造，服从分配到了河北省的一个县城医院，在精神科负责收容工作。

当时当地有一伙黑势力，是搞强拆的，他们和马杉林合作，谁敢和他们对着干，他们就把人抓起来，到马杉林那开个精神病证明，强制收容到精神病院，“被精神病”。

（精神病证书）

只要人一进精神病院，根本解释不清，当时好多人都是从精神病院出来时，家已经被拆了，人财两空。

两年后，马杉林靠和黑势力团伙合作，攒够了钱，去日本深造了。

他在日本上学的时候，国家进行了几次大规模的打黑行动，当时和他合作的拆迁黑团伙被消灭了，马杉林因为在国外上学，躲过一劫—回国之后，他摇身一变，成为了名校归来的海归精英，进了北京一家知名的医院，越干越好。

中年男子就是那个时候进的精神病院，出来后媳妇跑了，家也没了，在精神病院里吃药加电击，精神也变得不正常了。

他想报仇，但一直没有马杉林的消息，直到前段时间看一个和精神病有关的节目，马杉林作为受访专家出现在电视里，他才找到北京来。

（被精神病事件，至今仍有发生）

周庸听得目瞪口呆：“你就没想过证明自己不是精神病？”

我说他证明不了，不仅是他，世界上任何一个人都证明不了自己不是精神病，斯坦福大学有一个著名的罗汉森实验—他安排8位正常人前往12家精神病院，这些正常人被收容后，在精神病院里表现得跟正常人一样，但最后仍然得到了“轻度精神分裂症”的诊断结果。

这个实验结果表明，任何一个人，都不可能在精神病院里证明自己是个正常人—这几乎是个死局，而且有过一段精神病院的经历，很容易变成真的精神病。

虽然有些怜悯他，我和周庸还是把他送到了附近的派出所，说明情况，录了笔录出来后，已经快黑天了，我饿了一天，想吃烤肉，于是去了石佛营的牛b烤肉

。

（烤牛肉）

一块牛排下肚后，周庸满足的喘了口气：“徐哥，接下来怎么办？”

我说如果那大哥说的是真的，那马杉林就是个道貌岸然，为达到目的不择手段的人—这种人有可能为了财产而杀妻：“明天趁他不在家，咱去他家探探底。”

按照“扑火”给的信息，周一、三、五的下午两点到五点，家里都只有吴秀淇一个人，保姆要二、四、六才来。

第二天下午两点半，我和周庸拎了几盒营养品，来到他们家门口，敲了敲门。

吴秀淇给我们开了门，问我们找谁，我说找马杉林老师，拉过周庸：“这是我弟弟，他是马老师的病人，现在恢复的特好，我们就想着上门感谢一下！”

她看向周庸，周庸点点头，扯出了一个笑容：“抑郁症！”

吴秀淇点点头：“进吧。”

他们家是复式，客厅在一楼，我和周庸坐在沙发上，吴秀淇给倒了两杯水：“马老师没在家，我把你们名字记一下，等他回来，告诉他一声。”

我说谢谢：“我叫徐庸，我表弟叫周浪。”

吴秀淇倒水的时候，我注意到她袖子下的手臂有一大片青紫：“您胳膊怎么了？”

（她的胳膊上有青紫处）

她说没事儿，摔的。

寒暄了几句，我和周庸告辞，出了门，在小区门口抽烟，他深吸了一口：“徐哥，她绝对不是摔的。”

我说你怎么知道。

周庸又吸了口烟：“刚才她倒水的时候，我一直在看她领口，她胸口也有一大片青紫—总不能胳膊和胸口一起摔了吧，她胸又不平。”

“而且脖子上好像也有点。”

我点点头：“咱明天再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