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不、不，”德茹代尔中士肯定地摇了摇头：“这小子命可真大，只是受了重伤，但是活下来了。不仅活下来了，在我的印象中，他似乎在2000年或2001年就退役了，然后跑去了澳大利亚，在那儿又加入了澳大利亚皇家陆军装甲部队，最后被调进了澳大利亚皇家陆军第一特种空勤团。知道特种空勤团是干什么的吗？就是特种部队，那可是部队中的部队。妈的，这小子天生就是一个顶尖战士。”

眼看德茹代尔中士的神态不像是在说假话。我又半信半疑地问道：“除了弗兰克，你还能讲出其他中国士兵的故事吗？”

德茹代尔中士的表情凝重起来：“当然。还有一个有名的中国士兵叫詹姆斯·利普顿，中文名字可能叫Li-pu，他生前就在我刚才说过的有名的第二伞兵团伞兵三连服役，曾经在科威特、波黑、象牙海岸、刚果、索马里等各地执行过任务，真是个勇敢的小伙子。”

我惊叫起来：“你刚才说‘生前’？这么说，他已经……”

德茹代尔中士沉痛地点了点头：“是的，这个勇敢的小伙子已经牺牲了。”

我惊讶地合不拢嘴：“他是怎么牺牲的？”

德茹代尔中士站起身走到一个文件柜前伸手拉开一个柜门，在一堆文件中翻了翻，找出一份文件夹，看了几眼后告诉我：“詹姆斯从军团退役后自愿加入南非战略资源公司担任教官。2004年3月10日，他在非洲执行钻石缉私行动中，飞机被萨姆7便携式单兵防空导弹击中，不幸以身殉职。那一天恰好是军团成立173周年纪念日。太遗憾了，本来他的合同期在三天后就要到期了。”

我肃然站起身来：“能给我看看这份资料吗？”

“当然，”德茹代尔中士径直将文件夹递到我的手中。

我打开文件夹，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张身着军装的中国小伙子的英俊照片，资料中明确记载了他的相关情况：詹姆斯·利普顿，原籍中国福建省莆田市，中文名叫李普，生于1962年12月30日，1987年加入法国外籍军团服役，进入第二伞兵团山地连，后来由于素质优异被选拔进入伞兵特别突击队。

我捧着这份档案，不由得激情澎湃：在和平环境中，谁能想到竟然会有这样一个中国的热血青年毅然投身异国他乡，自愿参加缉私行动，哪怕粉身碎骨也无怨无悔，这才是一个真正的男儿呀！

德茹代尔中士看到我景仰的表情，不失时机地问道：“难道您不想像他们一样证明自己是个男子汉吗？”

我舔了舔嘴唇，内心泛起重重波澜：“您杀过人吗？”

德茹代尔中士的脸阴了一下，没有正面回答：“我刚从阿富汗回来，那地方可不适合旅游。不过，不经过较量就成不了男人，我可不后悔杀塔利班。”

我的脑海中浮出一幅画面：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我的枪口喷出长长的火焰，一串串人影在我面前不断倒下。“难道您不想证明自己是个男子汉吗？”德茹代尔中士的话在我耳边不断回响。一瞬间，三个“妈蛋”嘲笑的面孔又在眼前鲜活起来。

“妈的，你们一直看不起我，可你们敢上战场吗？”一股豪情在我的心中油然而生，牛八囝那天不怕地不怕的本性又回到我的身上。不就是上战场吗？谁生谁死还不一定呢，即便像李普那样战死了也不枉在世上轰轰烈烈地走过一回，总比这样憋屈活着强上百倍。况且，如今上天无路入地无门，也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

“娘的，那就干他一回。”我狠狠地在桌子上砸了一拳。

德茹代尔中士重重地拍了一下我的肩膀：“好样的，小伙子，我就知道没看错您，我希望您是我们军团中又一个出色的中国士兵，请把护照给我。”

我从行李箱中翻出护照递给他，他对着护照在登记表上写了几笔，又对我说：“根据军团规定，新兵在军团的第一年里都必须取一个法国名字，您还想用‘让·迪克雷’这个名字吗？”

“不。”我断然拒绝了。老子的中国名字是福利院院长取得，法国名字是田先生取得，好像别人都可以给我取名字，反而我自己倒没有这个权利似的。现在，老子要自己给自己取个名字。

“那叫什么呢？”德茹代尔中士用笔杆敲了敲登记表。

是呀，叫什么呢？我可得好好想想，毕竟这是我第一次给自己起名字，总不能委屈了自己。不过，我确实搞不明白法国人的姓名都有什么含义，只是觉得必须说出来就要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只有这样才对得起自己。

过了好久，我终于下了决心。我从德茹代尔中士面前抽过那张登记表，在“姓名”一栏内亲笔写下一个名字，微笑着推给中士。

德茹代尔中士狐疑地看了看我，又仔细辨认着那个名字，一字一顿地念了出来，越往后念眼睛瞪得越大：“尼古拉·保罗·斯特凡纳·萨科齐·德纳吉-博乔。哦！上帝呀，他妈的，这可是法国总统。”他目瞪口呆地看着我。

“不，这只是一个名字，只不过我在用，碰巧法国总统也在用罢了。”我还是微笑地看着他。

德茹代尔中士耸了耸肩，做了个鬼脸：“先生，您可真幽默。只是我不知道，假如您阵亡了，我们是否要通知布吕尼女士呢？哈哈！她的裸照可真性感。”他想了一下，忽然爆发出一阵放肆的大笑：“哈哈哈哈！假如您通过甄选，我们就可以给法国总统下命令了：萨科齐，请把我的制服熨好；萨科齐，请给我倒一杯咖啡……哈哈，我开始喜欢这个名字了。那么，‘总统’先生，请让我给您测一下身体数据好吗？”

我愣了一下才反应过来，他说的最后一句话并不是接续刚才的玩笑，于是跟着他来到一个自动测体仪前，脱掉鞋子走了上去。他仔细地测量了我的身高、体重等各项数据，并认真地记录在登记表上。

“请问，在紧急情况下，我们将和您的哪位亲属或者朋友联系呢？不会真的是布吕尼女士吧？”他咬着笔杆诙谐地问我。

我犹豫了一下，把弗朗西斯·马罗克斯也就是於家俊的名字和联系办法告诉了他，他再一次认真地填在登记表上。

然后，他又将我的行李和随身物品细细翻捡了一遍，搜出我的手机并和护照单独放在一边；当看到我的钱夹中只有不到一百欧元的钞票后，他嘲讽地耸了耸眉毛。

最后，他站起身来：“谢谢，‘总统’先生！目前这支手机和您的护照将由我暂时替您保管，以后一定会还给您的。现在，请允许我为您效劳……”德茹代尔中士一边说着，一边将我的护照、手机连同登记表等一起锁进一个抽屉，然后夸张地做了一个“请”的手势。

我收拾好自己的行李，跟着他来到一个房间。房间内简单地摆着四张单人床和一排柜子，其中两张床已经睡了人。中士指了指一张空床和一个柜子对我说：“‘总统’先生，这是您的床和储物柜，条件简陋，委屈您了，明天早上会有人通知您去用餐的。如果您没有其他吩咐，我想我该告辞了，祝您做一个好梦。”他戏谑地冲我敬了一个军礼，又眨了眨眼，转身走出门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