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勇没有直接回答，而是伸手从怀里掏出一张有些泛黄的照片来，照片虽然已经经过了压膜处理，但还是能看出些许岁月的痕迹，不过由此的确可以看出他对这张照片十分重视，我不知道他是平时就随身带着它，还是为了接受我的采访而特意准备的，一边习惯性的揣摩着受访人的心思，一边接过照片，打眼一瞧，上面是三个中年男子的合影，而从上面87式军装，四周陈设的风格来判断，这明显是20世纪80年代所照，薛勇这时候探出手指，指着照片中靠左的男人说道：

“这个就是我。”

顺着手指的方向，我再次细细打量了一下左侧的男人，照片中他的年龄看样子在50岁上下，肩膀上扛着的是我国恢复军衔制后的第一批上校军衔，不过这都不是最吸引我的，最吸引我的是三人背后的横幅，横幅上的一排字虽然没有照全，但“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委员会”几个大字却分外显眼，随后又看了看这种老式照片在右下角特有的拍摄年月日水印，上面写的时间是1982/05/10日，看到这个时间再结合之前看到的背景横幅文字，联系我所知道的信息，便立马想到了什么，随即说：

“您是‘国防科工委’成立时的第一批成员？”

这么说的原因，是因为据我清楚“国防科工委”便是“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委员会”的简称，该机构成立的时间便是1982年05月10日，从时间与照片中所透露出的信息来看，这明显是在一场成立大会上照的，而薛勇能挂着上校军衔出现在照片中，那肯定就说明了他即便不是第一批成员，即便军衔只是出于中级军官这么一个档次，也得在相关部门身居要职，否则不可能有资格出席此类会议，而薛勇的回答则非常有意思，他既没有拒绝也没有肯定，而是这样说的：

“这可是你说的，我可什么都没说，保密规定我天天学，哪些能讲哪些不能讲，我门儿清，刚才给你说的那些话，都是脱秘很久的‘陈芝麻烂谷子’了，但你要问我在那之后干什么去了，我就只能用‘无可奉告’来打发你，别嫌我这老头子撅，虽然我退休已久，但一朝穿军绿，终身有军魂。”

我干这行这些念头，他门儿清，我也不糊涂，一听他这么说了，那就的确不能再问了，且不论问了他说不说，就说他假设真告诉了我一些不太适合我知道的东西，那我就得被请去“喝茶”了（注：此“喝茶”非彼“喝茶”，这里说的“喝茶”不是带着闲情逸致在茶楼喝茶，而是以构成泄密、间谍、叛国等严重危害国家安全的罪名被国安局带走接受调查和审判的意思，那可不是闹着玩儿的），做记者，要能释放好奇心，而做内参记者，则要学会控制好奇心。

“这我都懂，要不然也干不了这个，您对祖国赤胆忠心几十载，绝对称的上是位‘老革命’了，其实不说今天咱们之间聊的内容算多少收获，就说您骨子里的这股‘热血难凉’的劲儿，就指的我学一辈子。”我说。

“‘热血难凉’—你们这读书人说话就是好听，那只是我脾气太暴而已，要不是我当年活埋了那个打死我战友的土匪头子，我也不至于被降级，但是，我不后悔，如果让我再来一次，老子照样劈了他，优待俘虏那是解放军这个身份应该做的事，而我当时是站在作为他生死兄弟的这个身份上，大仇就在眼前若是不报，我就是下了地也无颜见他。”薛勇说。

“那我得在‘热血难凉’的后面再加一个‘重情重义’，而且您当年要不这么做，也不会以副排长的身份去参加押运队，也不会遭遇‘沙民’的袭击并有之后的经历，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我说。

“也对，要那样的话，我估计当上个营级干部就转业回家了，哪还有机会再穿上这身衣服。”薛勇望着照片里的自己说道。

我点点头表示回应，然后又与老爷子聊了一些其他无关主题的琐事，这里就赘述了，而从照片这里我也可以推测出薛勇在1967年完成“盐泽战争”之后肯定就已经调往与此事有密切关系的部门任职，职务与军阶更早已不是当年的那个副排长，只是由于他从事的业务保密程度较高，导致不能对外明说，这应该也是张建功到老还以为他只是一个触犯军规后被降职的副排长的原因，的确，我一开始也是这么以为的，以为他最多只是一个亲历过当年一些战斗的老兵，可聊起来发现他所掌握的信息远远超出了一个老兵所能承载的范畴，那么通过这张照片与他的话，再推理出上述这个相对合理的结论来，一切也就解释的通了。

话到这里，对薛勇的采访也就到此结束了，最后的最后我怎么感谢老爷子这下午几个小时的不吝赐教自不用多说，收好采访笔记本，先回去将张建功、薛勇两人回忆中的要点信息整理出来，然后再进行下一步的采访计划。

（未完待续）

（四）小节

在整理采访笔记的过程中，我又查阅了大量资料，发现在“盐泽战争”开始2年后的1964年，彭加木就已经有了第一次率队前往罗布泊考察的行动，表面上来看，这是一次为寻找“重水”（注：一种对于研制核武器来说非常重要的战略资源）的行动，但实际上情况并没有那么简单，仅从已知的信息中来看，彭加木当时所率领的科研团队由于时间紧仓促、准备不充分等原因，在为期03月05日-03月30日的行程中并未取得理想的成果，对“重水”的寻找更是一无所获。

但是彭加木却因此当选为了当年的全国人大代表，对此当年媒体的公开理由是他的奉献精神感动了全国人民，但这显然是经不起仔细推敲的，人大代表拥有审议权，表决权，提名权，选举权，提出议案权，质询权，提出罢免案权，提出建议、批评、意见权，提议权，言论表决免究权，人身特别保护权，执行代表职务保障权等众多政治权利，其产生更是要在各省各直辖市、自治区、自治州、包括军队等行政单位、组织机构中通过选举该单位与机构中有突出贡献的个人，所以，能当选人大代表，所承载的除了是一种政治殊荣以外，更多的是国家对个人贡献与能力的肯定。

如果说仅凭奉献精神就可以当选的话，那么在这方面更为著名的共产主义战士雷锋，却从未当选。

那么可以解释彭加木当选1964年人大代表的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他在他所专业的领域内，做出了突出贡献，而这个贡献的具体内容，起码在当年，不能被公之于众，所以便有了媒体上述的那一番说词。

再结合采访薛勇关于“沙民”的描述中透露出了大量该生物具有明显的植物特征的特点，以及可以释放致病微生物感染健康活人的情况，显的十分“巧合”的是，彭加木的专业头衔中，就有“植物病毒专家”这一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