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说来，当时经过在阿富汗的数年实战后，苏军内部通过总结实战经验开始了二代‘杀人蜂’和‘食人鼠’项目，在1981年首先投入战场的则是第一代，而1984年老山战场上越军使用的那些则就是第二代。”何树华说，他的这番话算是彻底解开了我之前采访老兵时心中的一个疑团，也是刚才我有恍然大悟的原因：

越南作为一个国力贫弱的国家，如何有能力研制这种水平的“活体生物兵器”？要知道使用大型生物作为生物武器的难度要远高于释放致病微生物的原始“生物战”，但即便如此，想要研制以致病微生物作为生物战剂的生物战技术，最起码也要拥有一整套相关的研发体系，这套体系不是小国可以负担的，如恶名昭彰的二战期间日军731部队，以及不太出名但同样罪恶滔天的185部队（注：如果各位看官要想在搜索引擎搜索后者的更多详细信息的话，那么在搜索时请用“一八五”的文字字样搜索，数字搜索效果不好），都使用的是最原始的细菌战，即便如此，其背后也还有一整套相关科研系统作为支撑，并且旧日本时期为了发展这套体系耗费了几十年的光景与大量的资金投入，而越南在老山战役期间，不过刚刚从对美作战中解脱出来而已，再往前则在进行抗法战争，大大小小的战争反复蹂躏着这片土地几乎从未停歇，在这种情况下当时刚刚统一全国不久的越共政府又如何能建立一套这样的体系？更遑论现代的先进生物战剂的必备研制基础中就有P4级别的生物实验室（关于“P4”的含义与生物实验室的安全等级划分，我会在下面附加解释，有兴趣了解的看官可以看一下），这更不是小国可以负担的，就目前的情况来说，一种先进生物战剂的研制成本，不次于核武器，相比之下，生物战剂与大型生物兵器（既“活体生物兵器”）又是两个时代的产物，直接使用生物战剂作战与研制大型生物兵器作战之间的代沟就像前装药枪械发展到自动武器一样，有着几乎不可逾越的鸿沟，其中牵扯到的领域十分广泛而深入，所以当初我想不通越南为什么会有此类技术，但现在牵扯到了前苏联，这个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前苏联作为当时的超级大国之一，在国力上具备研制“活体生物兵器”的基础，而且也的确有不少资料显示前苏联的确进行过大量的相关研究，并且一直延续到今天的俄罗斯也没有停止。而早在1979年，越南为了对抗我国，在政治、经济、军事三大领域全面倒向前苏联，前苏联也因为边境及意识形态问题和我国水火不容，这种矛盾到了1984年老山战役期间，更是达到顶峰，在这个大背景下，越南获得前苏联的此类援助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另外，这里我加一点刚才关于P4级别生物实验室的题外话—

“P”的含义为英文“protect”的简称，意为“保护”，“4”则为该保护级别的第四级，同时也是目前的最高级别，下面是这4个级别生物安全实验室的相关简介（如果有看官有兴趣阅读更加详细的资料可以自行搜索）：

P1实验室：

实验室具备跟一般微生物学实验室相同等级的设备。其研究与处理的致病微生物典型代表有：麻疹病毒、腮腺炎病毒。

P2实验室：

符合BSL-2实验室建设要求，既进行试验研究用的物质是一些已知的中等程度危险性的并且与人类某些常见疾病相关的物质。其研究与处理的致病微生物典型代表有：流感病毒。

P3实验室：

全称叫“生物安全防护三级实验室”，整个实验室完全密封，室内处于负压状态，从而使实验室内部的气体不会跑到外面而造成污染，进行试验研究的物质一般都是本土或者外来的有通过呼吸传染使人们致病或者有生命危险可能的物质。其研究与处理的致病微生物典型代表有：炭疽芽孢杆菌、鼠疫杆菌、结核分枝杆菌、狂犬病毒。

P4实验室：

P4实验室是从事致病性微生物实验的单位，进行试验研究的物质是一些极高危险性并且可以致命的有毒物质，可以通过空气传播并且现今并没有有效的疫苗或者治疗方法来处理，作为各类传染病菌（毒）研究操作的基本单元，实验室必须有防止致病性微生物扩散的制度和人体防护措施；不同危害群的微生物，必须在不同的物理性防护条件下操作，一方面防止实验人员和其他物品受污染，同时也防止其释放到环境中。其研究与处理的致病微生物典型代表有：埃博拉病毒、马尔堡病毒、拉沙病毒。

（注：目前对外公开的生物安全实验室的四大级别，便是上述四种）

（未完待续）

“那么我想前苏联为越南提供这类‘活体生物兵器’除了是支持它和我国进行对抗以外，更多的也是想用中越战争作为新型产品的试验场并以此来搜集作战参数吧？”我问。

“对，你这个问题问的很好，也很准确，前苏联军方之所以这么做，如何给我国制造麻烦倒还是次要的，其最主要的目的还是想对新型‘活体生物兵器’进行试验。”何树华说。

“那么自然界中具有强大攻击力的生物种类这么多，为什么偏偏选择了蜂类和鼠类呢？”我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