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零年，最艰难的一年，饿死人无数，活着的人几乎人人患上“浮肿病”。胳膊腿骨瘦如柴，肚子却奇大无比，这就是“浮肿病”的症状。
我父亲和我姑姑当时饿的根本就站不起来，趴在地上，用胳膊爬着走路。每天我父亲和我姑姑从早上喝过一碗清汤水以后，就守在南墙根儿那里，南墙根儿的土墙上，给我父亲画了一个横道儿，兄妹两个就那么趴在地上看着那根横道儿，用我父亲的话说，啥时候太阳光照到那横道中央位置的时候儿，啥时候队里食堂就要敲钟开中午饭了。
我父亲跟我说这个的时候，脸色带着笑，但是我知道，那笑容的背后，是无尽的辛酸与苦楚……
相对来说，我们这一带还好些，我父亲、我母亲、我老丈人都很明确地说过，我们这里没有出现饿死人的现象，不过，很多人饿的到生产队上偷粮食吃，抓住以后，那就不得了了。据说黄河边上，抓住偷社会主义粮食的人，用麻袋装了以后，直接扔河里去，那黄河里边儿，因此不知道葬送的多少枯骨亡魂。同时，也听说有地方出现人吃人的事件，不过还是不在我们这一带，他们还有顺口溜，叫做“人吃人，狗啃狗，老鼠饿的啃砖头。”
同年秋，某一天，我太爷的忌日。那时候，活人都保不住，哪儿还能顾得上死人呢，不过，我奶奶却每年都要到坟地里祭拜，这时候家里边儿呢，黄纸早就没了，就剩下我奶奶私藏的半捆线香，我奶奶抽了九根，趁着夜深没人的时候，一摇三晃来到坟头，给我太爷、我太奶、我爷爷，每人分别点了三根，也不敢哭，怕给别人发现，因为我奶奶这时候是“地主婆”，成分不好，要是给人知道私自来坟地上坟，搞封建迷信，又会是麻烦事儿。
我奶奶跪在我太爷他们三个的坟头，轻声的嘟囔：“爹呀、娘呀、哥……你们好不？这眼下呀，又闹上饥荒了，不过呢，你们也不用再受这份儿罪了……”说着，眼泪下来了。
一九六一年秋，党中央眼看饿死的人越来越多，只好解散大食堂。**建议，给每家每户分出一小块保命的“自留地”，这个建议得到了通过。
老百姓分到“自留地”以后，又有了干劲儿，因为这块“自留地”不用缴“公粮”，自己种了自己吃，渐渐的，饿死的人越来越少，到了一九六二年秋，大饥荒基本结束，当然了，我说是我们这一带，并不代表全国各地。我们这一带最难熬的也就六零年这一年。
据不完全统计，这场饥荒里饿死、加上某些不正当原因致死的人数，大约是两千多万，所谓的“自然灾害”，其实并没有发生灾害，那几年还算风调雨顺。
这三年，海外一些学者称之为“三年大饥荒”，西方学者则称其为“大跃进饥荒”。
事后，国家总结这次饥荒的起因时，**说了一句：“三分天灾，七分**……”
大饥荒过去以后，算是安生了几年，我奶奶省吃俭用让我父亲和我姑姑上了学。我父亲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已经十二岁，我姑姑十一岁。
我父亲和我姑姑，当时一年的学费大概得四块钱，两个人加起来四块钱，买个作业本呀、铅笔啥的，那简直是……一根新铅笔，能让我父亲和姑姑兴奋好几天，兄妹两个一起用，直到铅笔用的手指头都捏不住了还舍不得扔；作业本，当然正反两面全写上字，直到写不下了，放茅厕里当手纸用。跟他们兄妹两个相比，我母亲就更惨，只上了一年半的学，因为我姥姥偏心，我母亲只上到小学二年级，下半年开学的时候，我奶奶就不让我母亲上了，骗我母亲说，等将来家里有了钱再上，其实我姥姥是想把钱全部用在我舅舅身上。我姥姥想当年是千金大小姐，手里有几样值钱的私房货，随便拿出一样儿都能让我母亲把小学念完，不过，她并没有这么做，偏心呀。我母亲被我姥姥连哄带打的辍了学，我母亲每次一提起这件事儿就觉得很委屈。
前几年呢，闹饥荒，一直不算安生，我太爷教给我父亲的那些功夫，也给他荒废了许多，这时候，又给他捡了起来，每天找王小顺的儿子王思河一起练武，两个人的关系也跟亲兄弟似的，一起上学，一起练武。
我奶奶想把家里这些手艺教给我父亲一点儿，不过，或许因为学校教的那一套跟我们家里这些手艺唱反调儿吧，我父亲很反感我们家这些手艺，前学后忘。我奶奶没办法，感觉这手艺可能要断送在自己手里了，想想当年我太爷为啥要把这手艺传给她，不就是希望她接着再传下去吗，眼看着我父亲不愿意学，我奶奶只能整天在心里叹气。
我奶奶这时候，每天还得到队里干活儿，挣工分。工分是啥呢，干一天等于一工，一工的满分是十分，这就是工分。有些活儿轻，有些活儿重，有些人干的好，有些人干的不好，这就出现同样干一天的工，得的分数是不一样的，满分十工分的人很少。“十工分”大概就等于当时的一毛钱吧，年底结算。我奶奶因为是个女的，一工最多只给五工分，也就是说，我奶奶每天也就挣五分钱，不过那时候钱不怎么好使，有钱你也买不着东西，还得使粮票，还有很多物件儿是限量供应的，托熟人走后门才能买得到。
日子，也就这么一天天的过去了，因为村里这时候还有那八块镇石镇着，村里基本上没啥邪乎事儿出现，偶尔有个孩子丢魂儿啥的，我奶奶也不用去，教给孩子父母叫魂儿的方法，让他们自己私下里叫一叫就成了。
前两年，王草鱼的儿子、也就是王小顺的父亲，王实诚去世了。
自打我太爷和我爷爷去世以后，王实诚全家对我奶奶帮衬不少，因为是几代世交，两家人的关系一直处的很好。王实诚家跟我奶奶家一样，都是地主成分。
时间，很快来到了一九六六年，这一年，我奶奶四十八岁，我父亲十七岁，我母亲十五岁，我姑姑十五岁。
秋收过后，打市里来了四五个年轻人，有男有女，全部一身绿军装，胳膊上带着红袖箍，上面写着“二七红卫兵”，大的看着能有二十岁出头，小跟我父亲差不多，几个年青人说自己是什么“市青办”的。
我们这小山村，穷乡僻壤的，哪里见过城里来的金贵“市民”呀，大队干部看见他们，对他们点头哈腰，就跟上级领导来视察了似的。
几个年轻人来到村里以后，当即让学校停课，开大会，说什么全国都在搞文化***，你们村子也得搞。主要的就是破四旧、立四新、打到牛鬼蛇神、打倒“黑五类”，黑五类也就是：地主、富农、***、坏分子、右派。
先是让村民们把家里那些老书、老物件儿全交出来。据我父亲说，村里十字路口当时堆得老书、老物件儿跟小山似的，其中也有我们家一些祖上传下来的“行器”，这些“行器”是土改的时候连那座新房子一起分给了别人家，后来我爷爷找那家人要了，不过，那家人就是不肯给，这时候一说要破四旧，那家人怕惹上麻烦，把这些“行器”全都交了出去。最后，给那些“市青办”的人一把火全都给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