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铁霖简单统计了一下，八年来罗为民总共资助了大约一百五十名学生，这中间能坚持到高中毕业甚至走进大学的寥寥无几，更多的孩子在小学或初中毕业后就退出了捐助。但是每退出一名学生，就有一名新的需要资助的孩子补充进来，平均每年都有不下二十名天南地北的贫困学生收到了罗为民的捐助。

勿以善小而不为，平凡的小事做的多了也就不平凡了，八年的时间是这些孩子成长的见证。如果换成自己，恐怕也很难割舍这么多年的感情付出，一方面为了渴望读书的孩子，另一方面则是为了这份可贵的坚持。

一时间觉得眼睛有些酸疼，这是长时间面对电脑的结果，闷热的天气也让人头脑发沉。向吴大姐问明了位置，冯铁霖来到走廊尽头的卫生间，把头直接放到水管子下面，打开凉水哗哗冲了半分钟，头脑才变得清明起来，方才胸中涌起的感慨也逐渐消退，过往的场景如同放电影般一幕幕浮现在眼前—罗华家里的捐助证书，在加工厂找到的装丨盐丨酸的化工桶，赵学民淘来的韭菜一样的名贵兰花，南山脚下大片枯死的草皮，以及由此引发的举报案…渐渐的，一种不对劲的感觉从心底滋生出来。

循着这种感觉走回办公室，坐在电脑前把剩余的记录看完，终于发现不对劲的地方在哪儿了。

为了确定这个想法，他再次核对了一下资助项目的捐款标准：结对资助一名九年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捐款标准是每学期五百元；结对资助高中生是按照一个学年计算的，捐款标准是一千元。

换句话说，一年只有两个学期，一个孩子从小学入学到高中毕业，一年的学习生活费用只需要一千块钱，二十个孩子一年需要两万—而罗为民在万恩药业的年薪是十二万。

问题出来了，罗为民每个月的工资都花的分文不剩是很多人知道的，所有人都以为他把钱用在了捐助学生身上，殊不知他只要拿出两个月的工资就足以支付这些孩子一整年的费用，那么剩下的钱花到哪儿去了？

不仅如此，罗为民还利用休息日在外面做记账会计疯狂地打工挣钱。罗华欠下外债是2011年的事，而罗为民却从2007年就开始打工了，那个时候罗华刚上大二没有开始创业，老伴儿也还健在，他需要这么多钱干什么？

离开希望工程办公室，吴大姐坚持把冯铁霖送到楼下。虽然她没有主动打听，但是冯铁霖知道她一定很担心，警方和媒体同时关注一名捐助人的情况是很少见的。她不知道这个叫罗为民的捐助人犯了什么案子，只盼望这个案子不要给公益捐助事业带来负面影响，因为这里是那些贫困学生继续读书的希望，也是她多年来精心呵护的一块净土。

可惜，冯铁霖无法做出肯定的承诺。直到他上了面包车，吴大姐才怅然若失地走进楼道，这次没有再听到敦实的脚步声。

“你好，是杨小姐吧？”

“冯队长，有什么事？”

“抱歉，又来打扰你了，有件事想请你帮我回忆一下，上次有人去厂里找罗为民做账，正赶上罗为民休年假去外地看望受资助的孩子，那是什么时候的事？”

“今年四月初，我记得刚过完清明没几天，罗为民就请了年假，不过他没把年假一次性休完，只休了两天就继续上班了，你要具体日期吗？我这儿能查到考勤。”

“不用了，有大概时间就行了。”

冯铁霖翻开随身携带的小本子，赵鹏全外包的那家软件公司是三月底把人撤走的，大约一周之后，姓董的大学生就接手了余下的工程调试部分，这个时间刚好能衔接上：“罗为民提没提到过他那次去的是什么地方？还有，知道他看望的那个孩子姓什么吗？”

“这些都不知道，他从来不愿意在人前提到捐助的事情，有时我们好奇问到了，他也会用别的话题岔开。不过上次回来，能感觉出他的心情不错，连着几天都笑眯眯的，平时他可是很严肃的，很少笑，我们这儿小姑娘都有点怕他。”

“他以前也经常去看望那些孩子吗？”

“是的，他每年都去，通常都是在八月中旬的时候去，以前还经常带一些当地的土特产回来，最近几年就不怎么带了。”

“什么土特产？”

“榛子，不是超市里卖的那种美国大榛子，是正宗的野生榛子，个头很小，但是特别香。我们这儿的出纳问过他这种榛子在哪儿买的，他说不是买的，是从树上摘的，他去的地方山里到处都是这种榛子树。”

东北的大小兴安岭和长白山附近是我国野生榛子的最大生产地，很多山区里都有野生榛林，不过两天的时间不允许罗为民跑得那么远，辽北一带是他此行能够到达的最远的地方。

以前能带山里的榛子，最近几年却不带了，是不是说明受资助的孩子已经长大了，或许因为考上大学离开了大山。

如果这个假设成立，那么上述两点都契合了姓董的大学生“说话有辽北口音”这一特征。

但是罗为民的捐助记录显示，所有受他资助过的一百五十多名学生中，只有九名最后坚持到上了大学，其中辽北籍的贫困学生有三名，而这三个孩子没有一个是姓董的。

挂电话前，冯铁霖问了杨丽芸最后一个问题：“你知道赵鹏全这个人吗？”

“他是金总的外甥女婿，以前做医药代表的时候经常来我们厂，和我们财会的人算是比较熟的，后来不做这行了来的就少了。他每次来都爱和我们这儿的几个小姑娘开玩笑，夏天天热还经常拎个西瓜买点冷饮什么的。”

接下来的几天，由于线索的匮乏，各方面调查进入了停滞阶段，只有马卫东依旧每天带着队伍风风火火地在搞排查，傍晚收队时总能带回一大票形形色色的嫌疑人，然后就是连夜突审，有时候一审就是一宿，第二天一大早继续带着人往外跑，兴头高昂得如同打了鸡血。

在这期间，受害人家属不断地跑来询问案情进展。赵鹏全的老婆跑得最勤，她是省城人，这次是请假过来的，就住在分局对面的一家宾馆，反正也没事做，几乎长在局里了，整天哭天抹泪地催问什么时候能找到她的丈夫，得不到满意的答复就拍桌子怒骂丨警丨察无能，有时想起赵鹏全在外面包养的情妇，就顿足捶胸地诅咒对方不得好死，上午好不容易把她劝走，下午又来了，弄得接待室的警员见了面都躲着她走。

雷利军的女儿雷崇丽也来过几次，最后一次是在出租司机老邹的陪同下一起来的。老邹说他现在已经不开晚班车了，至少在杀害雷利军的凶手落网之前，他不会再开晚班，不仅是他，他认识的不少出租司机都不敢在晚上出车了。

看来雷利军的死给出租司机这个群体带来了巨大的恐慌，糟糕的是，这种恐慌有愈演愈烈的趋势。

冯铁霖回到家里，妻子也有意无意地问起案情的进展，在此之前，妻子是从来不过问他的工作的，包括去年那件更加轰动的死了好几名官员的一二四特大连环杀人案，她都没有打听过一句。毕竟，那不是老百姓的生活，死了几个官员并不能动摇社会的根本，只有让生活在最底层的普通百姓感觉不到自己的生命财产受到威胁，这个社会就是稳定的，而这正是自己当丨警丨察的职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