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山是当地村民习惯性的叫法，实际上是一片海拔不到一百米的丘陵。早年间有人把向阳的坡地开垦出来种过庄稼，后来不知什么原因废弃了，如今长满了青草，不过到了山脚，青草开始出现大面积枯死、泛黄，很多地方露出了焦褐色的地皮。山根底下有一条季节性的小河沟，万恩药业的排污口就设在这条小河沟的上游。
近在咫尺，冯铁霖并没有闻到特别刺鼻的呛人味道，他本以为含有废酸的污水刺激性就算掩住口鼻都遮挡不住，可事实不是这样。河沟里的水质比较浑浊，但比想象中要好，至少不像化工炼油企业排放的赤红色或者沥青色的污水那样触目惊心，不知这一切是否与最近频繁的雨水有关系。
循着河沟向前走了一段，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草皮枯死的地方主要集中在河沟的西侧，河沟东侧的青草依然长势旺盛，而且有羊在吃草，不是一只，是一群，足有二十多只。抬头望去，看到了放羊的人，是个五十来岁的老汉，正站在不远的坡地上面无表情地注视着自己。
冯铁霖心里一动，找了个水浅的地方，踩着露出水面的石头跨过河沟，朝放羊人走去。
对方见了，似乎想回避，被他喊住：“老哥儿，跟你打听个事。”
“我啥也不知道。”
不愿多管闲事如今已成为国人的共性，这也是很多刑事案件越来越难以找到目击证人的原因之一，不是没有人看到，而是没有人愿意站出来。
“不问别的，就问问放羊的事。”冯铁霖脸上堆着笑，掏出烟递过去一支。
对方迟疑了一下，接了过去：“放羊有啥好问的？”
冯铁霖顺手给他点上：“下边那家药厂排放的废水有污染，你咋还在这儿放羊？”
老汉目光警惕地打量着他：“你是防疫站的？”
“不是。”
“环保局的？”
“也不是。”
“那打听这个干啥？”
“我是孙家湾村的，动迁后地没了，想拿安置费干点啥，有人说养羊不错，自己不会养也没关系，可以找人代养，就寻思着出来转转。”
冯铁霖本以为自己编的这套瞎话能让对方动心，没想到对方把脑袋摇得像拨浪鼓一样：“拿这钱去干点别的吧，养羊你得赔死。”
“为什么？”
“这附近没有像样的山，长草的地方本来就少，现在又是拆迁又是占地的，养了羊上哪儿去放？光喂饲料还挣什么钱？现在村里就我一个养羊的，我养了十来年，最多也就养二十来只，不是不想多养，也不是放不过来，而是这里的草只够养二十来只，多了就不够吃了。”
冯铁霖连忙接过话头，指着对面枯死的草皮，道：“这个地方都污染了，你不怕羊吃了这儿的草中毒？”
“羊聪明着呢，有毒没毒它心里比人清楚。”
老汉说着话，从地上捡起一块石子，朝远处一只离群的羊掷去，见羊受惊后跑回群里，接着道：“这儿的水有毒，是药厂排的，但是草没毒，我的羊从来不喝河沟里的水，你按着它的头都不喝。”
“草都枯死了，能没毒？”
“这片草皮是最近一个多月才变成这样的，开春的时候还好好的。”
“最近才枯死的？”
“嗯。”
冯铁霖感到脑子有点乱，似乎有个念头瞬间闪了过去。
“我看你不像是打算养羊的。”老汉忽然转过头，露出一丝狡黠的笑容。
“那你看我是干什么？”
“丨警丨察。”
冯铁霖吃了一惊，今天出来特意没穿警服，他是怎么看出来的？
“前两天也有个人问了我同样的问题。”
老家伙把头转回去吸了口烟，悠悠地道：“不过人家没冒充养羊的，有什么话直来直去地问，比你实诚得多。”
冯铁霖感觉脸上有点发烫，抿了下嘴角，道：“他问了你什么问题？”
“和你的问题一样，说这里的草都污染了，问我怎么还在这儿放羊，还有…”
“还有什么？”
“那人问我一个多月前在这里见没见过被人遗弃的塑料桶。”
“塑料桶？什么样的塑料桶？”
“不知道，我天天来这儿放羊，没见过什么塑料桶。”
“问你话的是个什么样的人？”
“电视台的一个记者，女的。”
见冯铁霖在原地发愣，老汉吆喝了一声，赶着羊越过河沟准备回家，巨大的落日挂在远方的地平线上，羊群在逆光中勾勒出美丽的剪影。
“喂—”冯铁霖喊了一声：“你是怎么看出我是丨警丨察的？”
“我年轻时干过治保主任，跟丨警丨察打过交道，但凡丨警丨察身上都有股味儿，你身上的味儿跟他们一样。”
老汉回头笑笑，赶着羊群走进了夕阳。
第二天早晨的案情分析会上，大家都有些垂头丧气，但是赵学民很重视这个会，不仅亲自参加，把马卫东也带来了。
马卫东是刑侦队的副队长，名义上是冯铁霖的副手，实际上资历比冯铁霖老得多。他之前是省城市局的一个支队长，在一次追逃过程中造成两名嫌疑人死亡，被撤了队长职务。后来随着调任白鹭滩开发区分局任主管局长的杜宝山一起来到这里，直接提成了队副。在上头的刻意安排下，工作中他和冯铁霖各管一摊，互不插手对方的案子，今天突然来参会让冯铁霖有点惊讶。
赵学民一落座就看出大家的士气低迷，未免有些不悦，先慷慨激昂地打了一番气，然后鼓励大家就这个案子畅所欲言。
于是，有人再次把罗华作为凶手的可能性提了出来：“之前我们之所以确定罗华是这起案件的嫌疑人，是因为他不但符合我们目前掌握的所有关于凶手的特征，而且从两名被害人的角度看，郑国栋和雷利军的工作、生活、社交圈子完全不同，唯一出现交叉的地方就是罗为民这个人。鉴于罗为民的举报事件间接使万恩药业的收购计划流产，我们做出这样的假设—嫌疑人怀疑郑国栋故意把举报信息泄露给收购计划的既得利益者，这个既得利益者恼羞成怒，指使雷利军开叉车撞死了自己的父亲，从而招致了嫌疑人的疯狂报复。”
顿了顿，他继续道：“做出这个假设的依据有两点。首先，作为上级主管部门和举报案的受理人，为了举报者的安全着想，郑国栋不应该把举报材料—据说是个u盘—带到万恩药业，无论有意还是无意，此举都导致了举报人信息的泄露。目前来看，我们有理由怀疑郑国栋在这件事中涉嫌违纪。其次，罗为民的死存在疑点。作为公司的财务主管，他一年到头也去不了几次仓库，而雷利军驾驶的叉车为什么早不坏晚不坏，偏偏在罗为民去仓库的时候就坏了？而且，刹车管漏油这种故障很难鉴别，它既可以自然形成，也可以人为造成。大家想必还记得去年年底发生的一二四大案，一枚看似意外滑落的硬币都能激发车内的安全气囊杀人，并在事后几乎骗过了所有人的眼睛，那么利用刹车油管破裂来伪装一起生产安全事故，进而骗过安监局的调查员也并非没有可能，只要在适当的时候弄坏油管就行了。为了稳妥起见，可以用一根破裂的旧油管替换下原车的油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