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嘛，历史并不随某一肉身之死而结束。但历史的意义又是什么呢？进步、繁荣、公正？那只能是阶段性的安慰，其后，同样的问题并不稍有减轻。只有追求完美，才可能有一条永无止境又永富激情的路。或者说，一条无始无终的路，惟以审美标准来评价，才不至陷于荒诞。
基督信仰的弱项，在于黑夜的匮乏。爱，成功应对了生之苦难。但是死呢？虚无的威胁呢？无论多么成功的生，最终都要撞见死，何以应对呢？莫非人类一切美好情怀、伟大创造、和谐社会以及一切辉煌的文明，都要在死亡面前沦为一场荒诞不成？这是最大的、也是最终的问题。
据说政治哲学是第一哲学，城邦利益是根本利益，而分清敌我又是政治的首要。但令我迷惑的仍然是：如果“死去原知万事空”，凭什么认为“及时行乐”不是最聪明的举措？既是最聪明的举措，难道不应该个个争先？可那样的话，谁还会顾及什么“可持续性发展”？进而，为了“及时行乐”而巧取豪夺他人——乃至他族与他国——之美，岂不也是顺理成章？
“但悲不见九州同”确是一种政治的高尚，但信心分明还是靠着“家祭无忘告乃翁”，就连“王师北定中原日”也难弥补“死去原知万事空”的悲凉与荒诞。所以我还是相信，生的意义和死的后果，才是哲学的根本性关注。
当然，哲学难免要向政治做出妥协。那是因为，次一等的政制也比无政府要好些，但绝不等于说哲学本身也要退让。倘若哲学也要随之退一等，便连城邦的好坏也没了标准，还谈什么妥协！妥协与同流合污毕竟是两码事。
佛法虚无吗？恰恰相反，他把“真”与“有”推向了无始无终。而死，绝不等于消极，而是要根本地看看生命是怎么一回事，以及换一个白天所不及的角度，看看我们曾经信以为真和误以为假的许多事都是怎么一回事……故而，佛法跟科学有缘。说信仰不事思辨显然是误解，只能说不同于思辨，不止于思辨。佛门智慧，单凭沉思默想，便猜透了很多物理学几千年后才弄懂的事：比如“惟识”一派，早已道出了“量子”的关键。还有“薛定锷（谔）的猫”——那只可怜的猫啊！
便又想到医学。我曾相信中医重实践、轻理论的说法，但那不过是因为中医理论过于艰深，不如西医的解剖学来得具体和简明。中医理论和佛家信念一脉相承，也是连接起天深地远，连接起万事万物，把人——而非仅仅人体——看成自然整体之局部与全息。倒是白天的某些束缚（比如礼仪习俗），使之在人体解剖方面有失仔细。而西医一直都在白天的清晰中，招招落在实处，对于人体的机械属性方面尤其理解得透彻，手段高超。比如器官移植，比如史铁生正在享用着的“血液透析”。
要我说，所谓“中西医结合”，万不可弄成相互的顶替与消耗，而当各司其职，各显其能；正如昼夜交替，阴阳互补，热情与清静的美妙结合。
不过，说老实话，随着科学逐步深入到纳米与基因层面，西医正在弥补起自身的不足，或使中医理念渐渐得其证实也说不定。不过，这一定是福音吗？据说纳米尘埃一旦随风飞扬，还不知人体会演出怎样的“魔术”；而基因改造一经泛滥，人人都是明星，太阳可咋办！中医就不会有类似风险——清心寡欲为医，五谷百草为药，人伦不改，生死随缘，早就符合了“低碳”要求。不过这就好了吗？至少我就担心，设若时至1998年春“透析”技术仍未发明，史铁生便只好享年四十七岁了，哪还容得我六十岁上昼信基督夜信佛！
2012-8-3012:13:00
世上的事总就是一利一弊。怕的是抱残守缺。
佛家反对“二元对立”，我以为，反对的是二元的势不两立。二元的势不两立，实际是强烈的一元心态。然而，这世界所以是有而不是无，根本在于二元的对立。所以佛家实际是在强调二元和谐。一切健康的事物，都是基于二元的和谐，身体、社会、理想、修行……莫不如此。
“万法归一”是说这世界的本源，“三生万物”是指这个现实的世界。二者的位置一旦颠倒，莫说他史铁生了，众生的享年都要回零。
佛法之“空”，料与“空空的行囊”之“空”绝不一致。亚里士多德说，无中生有是绝不可能的。老子却说，有生于无。不过佛家还有一说：万法皆空。空即是有，有即是空，所以我猜佛家必是相信：有生于空。空，并不等于无。根本的二元对立，并非有与无的两极，而是有与空的轮回，或如尼采所说的“永恒复返”。
而“有”，也不见得就是有物质。有什么呢？不知道。物理学说：抽去封闭器皿中的一切物质，里面似乎还是有点儿什么的。有点什么呢？还是不知道。那就可以猜想一回了：有的是“空”！万法皆空，而非万法皆无，空不是无，空只好是有了。那么它又是一种怎样的有呢？空极生有，料必是一种无比强大的势能！即强烈地要创生出无限时空、无限之可能性的趋势。创世的大爆炸，据说就始于一个无限小的奇点，这个“点”可否让我们对那个“空”有所联想？
说佛法跟科学有缘，佛门弟子多会引为骄傲。但，若说二者的问题也有同根，未必信众们就都能不嗔不痴。
所谓同根，是说二者的信念有一个相同的前提，即先弄清楚这个世界的究竟，而后，科学的理想叫“人定胜天”，佛法的心愿是“人人皆可成佛”。问题是谁都没说，如果世界尚未究竟或终难究竟，人当如何？就算可以究竟，究竟者也总在极少，尚未究竟和终难究竟的大多数又拿什么去作信的根基？我相信佛门确有其非凡的智慧，确有其慧眼独具的奇妙功法，能够知晓甚至看到理性所无从理解的事物。但是第一，这仍是极少数人的所能。第二，再强大的能力也是有限，因为无限意味着永不可及。第三，老调重弹——成佛是一条动态的恒途，绝非一处万事大吉的终点，然而，一个“成”字，一个“究竟”，很容易被理解为认知的极点与困苦的穷尽。
所以，一条同根，很可能埋藏了近似的危险：大凡理想或心愿，一旦自负到“人定胜天”，或许诺下一处终极乐园，总是要出事的。科学正在出事，譬如自然生态的破坏。信仰如果出事，料想会是在心态方面。
理想，若总就在理想的位置上起作用，“老夫聊发少年狂”倒也不是什么坏事。然而“言必行，行必果”一向是人间美德（柏拉图认为，政治可以有高贵的谎言，神却不可说谎），那么一旦行之未果——世界依旧神秘，命运依旧乖张，信仰岂不要受连累？
首先质疑它的就是科学。科学以其小有成果而轻蔑信仰，终至促生了现代性迷障。问题是，在实证面前，信仰总显得理亏——“看不见而信”最是容易被忘记。怎么办呢？便把“果”无限地推向来世。这固然也是一种方略，可以换得忍耐与善行，但根基无非是这么一句话：好处终归是少不了你的！可这样的根基难免另有滋生，比如贪心，比如进而的谋略，直至贿赂之风也吹进信仰。君不见庙堂香火之盛，有几个不是在求乞实际的福利！众生等不及“终归”——既可终归，何不眼前？这逻辑本来不错，更与科学的“多快好省”不谋而合！只是，这夜晚的信仰怎么就变得比白天还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