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2-817:13:00
第一季被禁止的历史
“谁掌握现在谁就掌握过去，谁掌握过去谁就掌握未来。”……
乔治·奥威尔
第一章
1953年10月。
很长很长一段时间，水平线下看起来都是一成不变的色调，白雪覆盖的的旷野上除了茫茫林海，就是间或燃着炊烟的乡村小屋。
我所乘坐的这架苏联的伊尔-14型的飞机，从北京起飞，经停乌兰巴托，在几乎横穿了苏联的全境后，终于盘旋在了本次的目的地——苏联的西部重镇基辅市的上空。
这是一座被称为为第聂伯河上的“帝王之城”的城市，乌克兰的首都，坐落在第聂伯河中游的历史的大型城市，现在属于伟大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中的一员。
透过飞机的旋窗，我望见了远处著名的索菲娅教堂的金顶，我曾来过这里，那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作为德国军事情报团的成员，来这里从事一次秘密的考察活动。
在我的思绪还在飘荡的时候，机内的通信系统噼里啪啦地响了起来“飞机即将降落，请各位系好安全带，坐在椅子上……”通知用俄语和中文通报了2次后，飞机快速地下降，我觉得耳膜有些疼，使劲地咽了口口水。
很快，伊尔-14型重重地降落在了跑道上，我能看见跑道四周停放着各类军车和工程车辆。
飞机停稳后，上来一个穿着大校军服的苏军军官和一个佩戴中尉军衔的漂亮的俄罗斯女军官。
“一路辛苦，宋同志！”大校一边微笑着招呼我，一边给了我个结实的熊抱，让我有些措手不及。
“欢迎您到基辅，一座英雄的城市！”身旁的那位俄罗斯女中尉也笑着和我招呼起来。
大校自我介绍，他叫弗拉索夫，女军官则是布科娃中尉，是奉命前来接我的。
三天前，我还在地处北京的L部门工作，那是全军最早的一所情报机构，前身可以追溯到长征时期，
我所在的部门对外只称为北京XXX信箱，没有对外的地址，也没有公开的电话号码。我工作的内容其实很杂，有时只是翻译一些外交人员带回的外文资料，从中需找中一些国外科技的最新信息；有时则是对一些当时战场上收缴回来的敌方武器和残骸做一些分析和报告；更多时候，我就就那么坐着，不能随便外出，也不能记录什么，就连部门大院里的同志，我也只能和相应级别的人交谈，不能和比我级别低的人聊天，更不能谈论任何和工作有关的事情。
那天，我正在翻译一篇欧洲报纸上的科技情报，那是关于最新的某国家飞机发动机的资料，我们十分迫切的需要了解这些信息。
忽然，桌上的那部红色电话响了，我知道那是D老在招呼我过去。我接起电话，简单说了几句，就收拾好桌上资料，锁在抽屉里，来到了大楼的西北角。
这个大楼原本是一所银行大楼，修建于20世纪初，是英国人修建的。因为本身建筑坚固，而且设施条件良好，解放后，就被我们的人给接收了。
大楼的西北角是行政区域，D老的办公室就在那里。他的办公室是个很大的套间，前后有两个门，为了工作方便，房间隔出了一个秘书室和资料室，平时出入办公室都是从秘书那里的前门进入，后面的门是D老办公室的门，可以直接进入，但是几乎没见他开过那门。
接到电话后，我熟门熟路地来到D老办公室，和秘书小李点点头，就推开了内屋的房门。
位于窗角的转角沙发上坐着D老和两个我不认识的外国人。
见我进来，他们冲我我背后的小李示意了下，门被悄悄给带上了。
D老笑着向我介绍来人是苏联驻中国大使馆的参赞，他们有个秘密任务想请我们这里帮忙。
我十分不解，这些平时自我感觉良好的俄国老大哥，怎么会有事情想到请我们这些“小老弟”来帮忙。记得，部里自从搬到北京后，就整个工作的规划，系统安排，经费预算等等问题都和这些苏联专家沟通和请教过，他们对我们这些没受过系统情报教育，又没有专门的特种设备的“土包子”非常不屑，说话间一副老师的派头，不可一世。倒是留用的一些原来日本的教官们，十分地客气和尽心，工作上兢兢业业，见人就点头哈腰。
“宋同志，战前，您曾随德军情报人员来到过我们的基辅，从事过一次秘密的军事考察活动，对吧？”那个苏联参赞一席话让我顿时紧张起来。
这段历史，我一直深藏在我的记忆里，虽然事后曾向组织上详细交代了来龙去脉，但是，由于时间上的敏感，以及具体接触过人物的缺失，很多问题，我至今也没找到相应的证明。这也就是为什么很长时间以来，我只能在自己的办公室研究一些资料，或者只是做一些翻译工作。
那是大约20年前，我还不到20岁，在柏林大学就读机械方面的专业。
能来到德国公派留学，是仰赖当时的教育长朱家骅代表国民政府和德国所签订的中德秘密协定，由中国选派大批优秀的青少年去往德国学习先进的军事和工业方面的知识，作为交换，中国向德国采购大批的武器和装备（价格自然比同类要贵了许多），来弥补当时德国在经济上的困顿。这样的留学活动大约持续了数十年，有成百上千的优秀中国青年来到德国学习，为后期国民政府的各项军事和工业改革提供了优秀的人才储备。甚至大批的德国军备也武装了不少原本只是土枪土炮的中国军队，战斗力大大增强，使得后来与日军开始决战的淞沪、武汉等会战大大挫败了日军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狂妄野心。
我能被选中留学，一方面因为我所就读的澄衷学堂，那是一所教学严谨，人才辈出的学堂（胡适和竺可桢先生就是这个学堂里走出来的），加上家中与朱家骅先生有些亲缘关系，所以，我很成为了最早留学德国的中国学生之一。
当时，我的家族是世代行医，凭借一根银针，换回了几代不愁吃不愁喝的富裕生活。家里也都以从医为职业。
但是唯独我在学习了一段医术后，觉得这些是“雕虫小技”，我要学能解救广大贫苦人民于水火中的救国大业。因此获知这个消息后，因家中与当时的教育长朱家骅有亲缘关系，加上就读的澄衷学堂的名气，所以比较方便地就把送进了最初的留学名单之列。
进入德国我先就读的是预科班，学习德文，学习一年左右，国民政府派来的教育专员会根据各自的学习程度帮助其选择合适专业。我因德文进步迅速，遂被安排到了柏林大学学习机械，但是由于本人更喜欢哲学，随后又转入到了慕尼黑大学学习哲学。
我的导师海因里希·布登博士，早年是魏玛政府的一名高级情报官员，因同情罗莎·卢森堡与卡尔·李卜克内西，后来退出了公职，来到慕尼黑大学教授哲学。
实际上，他是共产国际秘密小组的成员，也是短命的德国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的秘密高级情报官。因为受到共产国际的指令，他隐藏的一直很好。
我是在他的介绍和引导下，对communism（共产主义）有了初步的了解，不过，导师信奉的是议会共产主义（councilcommunism），因此，他对苏维埃成立后采取的种种过度杀戮政策十分反感。
导师和我私下关系十分亲密，可能是他一直十分喜爱东方文化，难得在德国看见一个中国人，而这个中国人恰好对他喜爱的围棋和京剧有一点了解，更令他惊喜的是，他一直患有偏头痛的毛病，而我能用针灸的方法减轻他的病痛。这让我与一般亚洲同学与他的关系更增添了一层亲近。
我也是在他的逐步引导下，对共产主义有了一定的了解，并在他的直接介绍下加入了共产国际的情报机构，跟随他那里学习了一系列的情报收集，密码破译以及射击，开锁等等情报技术，成为了他不可或缺的助手和工作伙伴。甚至，我还在他的指导下，系统地学习了俄语，为了更好地阅读和传递一些来自共产国度的情报指令。
导师布登博士同时也是德国有名的东正教的研究者，他的多篇关于欧洲与中亚东正教研究的论文至今还是柏林大学哲学与神学专业学生必修的科目。
因为，我们的关系十分亲密和特殊，所以导师去哪里都会将我带在身边，因此我也才有机会于1932年的一冬天，我跟随导师经历了一件奇异的事件，一件让我后来根本没法向国内的组织交代清楚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