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要点。”我轻轻咳嗽了一声，犹豫片刻问道，“招牌怎么会叫嘉龙呢？”

她笑而不语。

我又问：“你知道嘉龙法律咨询公司么？”

她凝固了一秒，嘴唇微微抖动，又迅速展现出笑容，掩住嘴说：“不知道。”

我深吸了一口气：“你认识陈玉龙吧？”

“不认识。”她轻轻搓了搓鼻子，警惕地看着我。

我点点头：“你是常嘉丽么？”

她抬起头，疑惑而惊恐地看着我：“你是谁？”

我松了口气：“我是陈玉龙的朋友，我叫张一新。”

“你——”她被烟呛得直咳嗽，“张、张一新？你就是张一新？”

“我最近一直在找玉龙。”我想起便利店收银员的话，几经考虑，艰难地问道：“玉龙呢？”

她瞪着我问：“你真是张一新？”

我打开钱包，给她看了我的身份证。她立刻收住了笑容，方才熟练的操作瞬间手忙脚乱。她面部的表情迅速而激烈地变化着，每一条肌肉都微微抖动。我往后退了一步，低头看了看她的眼睛。不知是烟熏还是因为心情，她眼眶通红，盈满泪水。

见她突然如此，我有些不知所措：“你、你别——我是玉龙的朋友啊。”

“我知道。”她轻轻地吸了口气，声音犹疑而沙哑。

我想起便利店收银员的话，明白她的伤心处，叹了口气问：“玉龙呢？”

“没了。”她也深深地叹了口气，吸了吸鼻子，“我知道他对不起你……”

我一愣，对不起我——我和陈玉龙八年未见，他有什么对不起我的呢？

我问：“你说什么？什么意思？”

她匆忙地看了我一眼，又低下头，恢复了熟练的操作，低声道：“少要点辣椒是吧？”

我嗯了一声，继续问道：“你刚才说玉龙对不起我，这什么意思？我跟他都好多年没见了……”

“我知道。”常嘉丽深吸了一口气，“他说他没脸见你，所以回来了也不敢给你说……”

我沉住气问：“到底是怎么回事，能不能跟我说说？”

常嘉丽满脸疑惑：“你、你不知道？”

我比她更疑惑：“知道什么？玉龙到底干了什么对不起我的事？我真不知道。”

常嘉丽松了口气，一边撒调料一边说：“活着的时候，他整天说对不起你，这辈子最对不住的人就是你。我问过他，他什么都不跟我说，就是说对不起你。”说完这些，她已经把菜夹进饼里，低头递给了我。

我接过饼，转换了话题：“玉龙是什么时候走的？”

“好几年了。”她想了想说，“09年刚过完年的时候。”

“是怎么走的？”

“自杀。”她茫然地，“跳楼了。”

“跳楼？”我心中一惊，“确定是自杀？有征兆么？”

“丨警丨察来了好几趟，最后认定是自杀。”她不停地揉着眼睛，“要说征兆，也不是没有……”她轻轻地吸了吸鼻子，发出几声沙哑的咳嗽，突然抬头看着我，眼睛格外明亮，“张、张哥。”她摘下手套说，“你跟我去一趟家里，我有东西要给你。”

“什么东西？”

“不知道还能不能找到了。”她头部微微晃动，眼睛眨个不停，“有个东西他一直想给你，就是没有勇气。他跟我说过几次，说万一哪天他走了，就让我找到你，把东西给你，也算替他赎罪了。我一个娘们，什么都不会，关系也没有，到哪儿去找你啊。好几年了，我都快忘了，”

我帮她收拾好摊子，跟她回了家。她依然住在陈玉龙父母留下的房子里，房子就在大森林网吧西侧。她锁好车，把没卖完的菜放进储藏室的冰柜里，随后带我上了楼。家属院的房子建于八十年代，楼梯又陡又窄，楼道里也毫无光亮。我跟随她的脚步摸索着前进，感觉自己正在无边黑暗中接近光明。

进屋之后，她打开客厅的老式点灯，也不多说话，径直去了进户门斜对面的一个房间。我在沙发上坐了一会儿，久远的记忆悄悄浮现。我回想起来：01年过年期间，我带着礼品进入这套房子，陈玉龙接过东西，一直说我客气。他的父母笑盈盈地招呼我，但身体似乎都不太好。陈玉龙给我端了糖果和瓜子，坐在我身边聊了起来——但具体聊了什么，我已经不大记得了，似乎和当时的官司有关。

我抬起头，电视机上方的老式挂钟，跟十年前看到的一模一样。

屋内传出翻箱倒柜的声音，我走进去，常嘉丽正在一口大木箱里反复搜寻。这似乎是她的卧室，床铺干净整洁，床头一侧摆放着红漆的老式梳妆台，台中央是一面硕大的圆镜。我走到台前，刻意躲避了镜子——我一直不太喜欢镜子之类能反光的东西，甚至有些恐惧。我拿起梳妆台上的一副木制相框，相框里的女人五官端正、皮肤雪白，透着一股令人愉悦的朝气。这张照片，似乎正是01年前来拜访时，陈玉龙展示给我的那张。

我回头看了一眼常嘉丽沧桑的背影，心中一阵难过。

突然，我听见一阵金属摩擦声——常嘉丽似乎打开了某个铁盒。紧接着，她缓缓起身，走到我面前，郑重地递给我一张发黄的纸。我一边接过纸，一边扫视了一眼纸页顶部的几个大字：

接处警登记表。

从墨色的字迹和印戳来看，这是一份接处警登记表的复印件，主要内容如下。

报警人：陈玉龙。报警方式：电话报警。报警时间：2002年7月20日上午10时22分。案件发生地点：锦绣花园c区8号楼1218房。简要案情：有人遭到绑架、非法拘禁。处警情况：接警后，何海峰、杜仁强、孙可、李梦晴十五分钟内赶到现场。处警人：何海峰。值班长：李玉粱。

我对登记表里提到的这件事并不陌生。

那是2002年，父母留下的烂摊子尚未梳理清晰，大笔资金不知去向。6月初的一个夜晚，我正为几起官司愁得上火，几个陌生人突然闯入我家，亮出带有我父母笔迹与指印的借款合同书，声称拿不到钱就住在我家不走——我对此早已习惯。

我先是好言相劝，但他们根本不听。我也想过报警，但深知报警没用——我此前遇到过数次类似情况，每次都天真地选择报警。但我年纪轻轻、势单力薄，对方则通常是一群善于处理人际关系的中年人。以至于每次报警的结果都是：处警的丨警丨察将对方行为认定为“经济纠纷”，而“经济纠纷”属于检察院的职责范围，民警无权干涉，从而草草结束处警。

我咨询过陈玉龙，他无奈地告诉我：如果没有人脉，类似事件肯定会被认定为经济纠纷。毕竟，法律是死的，人是活的，只要不出事，谁也不会为了维护正义去得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