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那个孩子随着她的母亲离去时一直都很安静，当时也不过是十岁上下的年纪。董映红丧了夫，在村里呆了没几年就离开了。
但他们的住址仍旧在原地。只是人去楼空，甚至有些地方已经因为年久失修而塌陷。村里倒也没人接手，因为一开始拥有这片土地所有权的董映红并没有任何后续的处理。根据陆遥的调查，她已经十几年没有在自己居住地点的派出所进行登记了。
“这种情况一般是横死街头。”顾及到身旁有一个董映红的老同学，陆遥在刘澈耳边小声做出了推断，“但以后也没有家属来做进一步处理，账户上的钱都被取成了现金，只有名下的房产没有任何变动。我怀疑董映红只是改名换姓，连同她儿子换了个身份。”
十几年前纸质登记的档案确实比较容易篡改，而现在这种情况就要少见的多。
妇人自然是没什么印象的。
因为那个孩子随着她的母亲离去时一直都很安静，当时也不过是十岁上下的年纪。董映红丧了夫，在村里呆了没几年就离开了。
十几年前纸质登记的档案确实比较容易篡改，而现在这种情况就要少见的多。妇人自然是没什么印象的。
因为那个孩子随着她的母亲离去时一直都很安静，当时也不过是十岁上下的年纪。董映红丧了夫，在村里呆了没几年就离开了。
因为那个孩子随着她的母亲离去时一直都很安静，当时也不过是十岁上下的年纪。董映红丧了夫，在村里呆了没几年就离开了。
因为那个孩子随着她的母亲离去时一直都很安静，当时也不过是十岁上下的年纪。董映红丧了夫，在村里呆了没几年就离开了。
因为那个孩子随着她的母亲离去时一直都很安静，当时也不过是十岁上下的年纪。董映红丧了夫，在村里呆了没几年就离开了。
虽然确定了李永清这么一个特定的目标对象，也下达了相应的通缉令，但调查的重点仍旧在一定时间内倾向于那起在远处找到一根头发的案件，以及最开始有关于李永清的直系亲属，李鸣德被害案。
李永清仍然在逃，但能够用以指控杀人的证据并不明确。头发的位置距离犯罪现场很远，仅仅是肖自铭通过一些尚未被认可的犯罪心理学原理追溯的地址中的一处，解释为巧合完全可行。至于伪造住院的证据，也最多只能表示李永清的不在场证明不能明确，有犯案的动机和可能性，没有现场搜证的结果，自然也没有法庭指控的工具。
即使李永清真的被缉拿归案，在当时专案组相关人员的推断当中，他也不一定会踉跄入狱。正因如此，专案组在不断催促各地通缉信息发布的同时，也在竭力的把所有被归档的案件与李永清这个人联系在一起。
只可惜那个年代的档案信息登记并不全面，包括一些交通工具的出行记录都并未实名，监控的天网也尚未铺开，已有的大部分监控摄像头笨重又不清晰。李永清本身又是自由职业者，从这个角度根本找不出行动轨迹方面的任何一点蛛丝马迹。
可在钻研这位犯人许久的肖自铭眼中，他却对这位老朋友可能表现出的破绽有着异样的见解。
情绪化，同情感，义愤填膺。
肖自铭是最早一批将犯罪心理学的原理纳入调查范畴的警官，他虽然在警校期间并未有这种课程的系统化普及，但在职期间，他就私下里联系请教了不少开始进行相应研究的心理医生或学者。当时的肖自铭，在警界称得上是犯罪心理学的一位最真诚的崇拜者。
正因如此，这位名为“黎明”的罪犯在肖自铭眼中也有着一张独特的画像。
一位高智商、高情商、细心谨慎，却又偏偏受到感性因素影响而导致行为波动的影子一样的可怕杀手。恰恰每一封宣告书都是现成的素材，肖自铭几乎看到了这位宿命般的对手的心灵世界在他眼前展开，铺成一张精细而富有内涵的长卷。
为了研究这位杀手，肖自铭甚至对着那些宣告书的复印文本，一一写下了回复的信件。唯有接近这位杀手的内心世界，才能真正察觉到这个滴水不漏的杀人凶手可能存在的破绽。
刘澈手头甚至留有这位前辈遗留下来的研究资料扫描的电子版本。这却不是来自于黎明专案组，而是在王海得知他接触到了这一专案组的事务之际，慎之又慎的把这份不知道什么时候拿到他手上的文件传了一份过去。
而肖自铭得出的结论，恰恰是那三个词汇的“见解”。
黎明在旁人的眼里，是一个“义贼”。他从来杀死的都是大众心目中的恶人，无论是坑蒙拐骗还是杀人越货，死者通常都对身边得到人带来了极大的伤害。连警方也无法否认，他们的死亡甚至可能对他们曾经伤害过的人是一种“慰藉”。虽然确定了李永清这么一个特定的目标对象，也下达了相应的通缉令，但调查的重点仍旧在一定时间内倾向于那起在远处找到一根头发的案件，以及最开始有关于李永清的直系亲属，李鸣德被害案。
黎明在旁人的眼里，是一个“义贼”。他从来杀死的都是大众心目中的恶人，无论是坑蒙拐骗还是杀人越货，死者通常都对身边得到人带来了极大的伤害。连警方也无法否认，他们的死亡甚至可能对他们曾经伤害过的人是一种“慰藉”。
很快，黎明真实身份已经被警方确认，甚至可能已经在通缉犯列表当中的消息，就这么戏剧性的被传扬了出去。那位记者说起来还算剩下那么一点情义，及时和自己那位警官男友提出分手的同时，坦荡又毫无遮掩的把自己的意图呈现了出来。
这位记者并不是什么追求正直的转述者，并不是为了“为人民群众争取求知权利”的不同角度派别争端而努力，甚至比一般仅仅是追逐新闻爆点的逐利者有更多的异样——她极其崇拜这位杀手本人，但也不至于为此进行极端的发言，败坏自己的生涯。
于是她进行了折中的选择，将黎明描绘为一个身处末路的残忍枭雄，大篇幅痛批他犯下的的罪行以后，在结尾处话锋一转，发起了对警方是否在黎明“惩戒”的罪人作恶时不作为，才导致一切悲剧就此起源的严厉质问。
作为一名专业的“黎明”案件爱好者，她甚至执笔剖析了其中几起被广为传播的谜案，剖析自己理解当中的心理活动和各种“不得已的抉择”。以这样上帝的视角，她在报刊中所谓“时事追踪”的连载博得了大批量的追逐。
身处困境的人，许多都会因为自己无法得到救赎而产生另一种负面的情感——如果伤害者能够死去，他们也许就能在无法喘息的困境中得到解脱，这样的画面常常在他们心中无数次播放。而这世上坏人太多，并不是是所有人都会立竿见影的得到惩罚。
世上有太多无法受到惩戒的恶人，而有时将其中的“受益者”代入自己或者自己极端同情的对象，也会形成一种难以代替的慰藉感。
这是一种无可奈何，也是无法调节的灾殃。只是空想，也没有人能阻止这种明知无用的慰藉在心底滋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