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二、小琴

在东驿不到两年的时间，成了我在晚境之中默默回忆的一个部分。那些招摇的女人就像开过头的花朵，仿佛从未有过含苞欲放的勃勃生机，它轻浮而俗艳，在日晒雨淋中褪色，在季节的更替中静静枯萎。

现在，雪又开始下了起来。墙上的一只挂钟嘀嘀嗒嗒地响着，发出一种金属敲击时特有的清晰而悦耳的声音。我心脏的跳动渐渐跟不上它的节奏。它跳得非常慢，好像随时都会停下来，只是凭借一种惯性在跳动，我感觉到，它的发条也许被锈住了。

我站在窗口，在飞舞的雪片之中，又一次看到了小琴。她裹着一件草绿色的军大衣，站在巷子口的屋檐下。她的边上是一个卖爆米花的老人，他拉着风箱，摇动着转锅，不时地停下来，看一看转锅上钟表的刻度。

村子西边的一条大路边，一个电工正在电线杆上接线，他腰里绑着工具袋，在肆虐的风雪中，我总是担心他会从那架高高的线架上摔下来。

这个接线员的身影使我想起了一件事。我和杜鹃被人从枣梨园赶出来的那年冬天，村里家家户户都安上了有线广播，而我们居住的那间木屋却一片死寂。杜鹃一连几次让村里的电工给安一只喇叭，电工推说广播线拉过来不方便，这件事就这样搁置下来了。可是杜鹃却在心里一直记挂着广播的事。这年的元旦，杜鹃去集市上卖兔毛。当她踩着封冻的积雪，回到家里的时候，天已经完全黑了下来。我看见她怀里抱着一个用头巾裹着的东西，上面的积雪还没有化掉。杜鹃喜滋滋地把它放在桌上，将头巾打开，我发现那是一架半导体收音机。

杜鹃对于无线电知识的极度匮乏使她怎么也无法弄清收音机里声音来自于何处。但是，我们对这件新奇的事物所产生的兴趣并没有维持很久，当天晚上八点钟，一年一度的元旦社论给我们带来了一个令人不安的消息。从我们听到这个消息到我被押上一辆前往越河劳改农场的囚车，前后只隔了不到三个月的时间。

杜鹃的迷信使她固执地认为，我的不幸正是她从集市上买回来的这架收音机带来的。在以后的许多年里，一直到她去世前夕，这架收音机都被锁在一只存放衣服的木箱里。

我又一次打开这架收音机，里面传出一片滋滋拉拉的声音。我想起电池也许快用完了，就将它退出来，放到炉子上去烘。我曾几次嘱咐小琴替我买两节新电池，可是她每次都将这事给忘了。

现在，小琴来的次数一天比一天少了。原先她每天都来，甚至一天中来上好几回，我常常跟她说一些我过去的事，尽管她并不总是在听。后来变成了两天一次，到了冬天，她来我这里的次数就更少了，因为她送来的食物放多长时间也不会变馊，我可以连着吃上好几天。

我早已习惯了每天早上躺在床上谛听她的脚步声，后来的这种变化使我一度难以适应。更为糟糕的是，有时她明明没来，可我却分明听到了她熟悉的脚步声，它将我吸引到窗口，拉开窗帘朝阁楼下张望；相反，她突然到来的时候，我往往错过时机而处在一种昏昏沉沉的睡意之中。

随着小琴的每次到来，她的身上也呈现出一些不同于往常的细微的变化。她的服装更为艳丽，神色更为矜持，她的个子在迅速地长高，上翘的嘴唇的曲线趋向丰厚而柔和。

我总是忘掉小琴的年龄，尽管她已向我重复过多次。我常常把不知如何打发的时间用来推算她年龄，依照一个固定不变的方式：小扣——她的奶奶——母亲——小琴这种无聊而简单的数学游戏常常使我累得筋疲力尽。由于眼下的这场风雪和以往没有什么不同，我常常在时间的感觉上造成差错。比如说，我往往将小琴和记忆中的小扣混淆起来，但仔细端详，这两张脸还是略有差别：小琴的脸颊更为简洁，明朗，更加符合分寸，和小扣相比，它就像一只古老的家具被省掉了多余的部分。

我开始习惯小琴的缄默不语。她脸上的那种不耐烦的表情使我又一次看出，她讨厌我房里的这股老人的气息。

她在我房里待的时间越来越短，与此相应，我在睡眠中对她的印象却越来越顽固而深刻。有一次，她在给我收拾床铺的时候突然对我说，也许过不了多久，她就不能到这里来照料我了。我问她为什么，她怕我耳背听不清，就提高了嗓门：

“告诉你你也不懂。”

我终于听到她用这种语气跟我说话了。这是我既害怕又期待的，因为它听上去虽然刺耳，却显得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