劣质的裤子被父亲这么一提，也几乎解体了，裤裆开裂成了开裆裤。他打完了还不许我哭，要我一动不动的站在他的跟前，自己就继续边喝着小酒边说道：“想当年，老子小时候一挑三都难逢敌手，怎么就生出你这么个被人家当出气筒，只有挨揍份的小兔崽子。”

我当时想，一见你这么高大威猛，五大三粗的彪悍身躯，就知道小时候必定也长的虎头虎脑，块头小不到哪里去，当然能打了。想着想这，就在肚子里开始埋怨起父亲没把优良的基因遗传给我，以至我长得瘦不拉几弱不经风的非洲难民样，饱受被别人欺负的皮肉之苦。因为小时候被人欺负习惯了，所以我从小锻炼出了一身铜身铁骨的本领，有很强的挨揍抗击打能力。别人上课开小差被老师教鞭敲几下就哇哇大哭，而我皱几下眉毛也就过去了。

大学报到的前一天，父亲在饭桌上史无前例的给我倒上酒，高兴的让我把它喝光。我看着他那张因为酒精作用而变得通红，兴奋的脸上洋溢着幸福和满足，似乎完全变了个人。

我的大学在杭州下沙，一个原本是钱塘江畔的荒凉地。趁着建设新世纪的春风，形成的新世纪大学城和工业区。

大学城里，每年高考过后都有大批因扩招的高中毕业生前来，他们怀里揣着自己的梦想，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架势涌入下沙的的各大高校。试图在大学的教室里坐上几年，然后手持着烫金的大学文凭，作为一步登天的敲门砖，借此跃为人上人，从此过上梦想中幸福美好的生活。可谁都没想过，在那教室里，他们能不能从蜡烛那里、白纸黑字的课本里学到自己想学的东西。还有他们来之前一定没考虑到，当他们走出大学校门后，还要面临着与日俱增的就业压力。

紧挨着大学城的南面工业区里，源源不断的有民工兄弟们，告别家乡，从祖国的各个地方前来夜以继日的工作，源源不断地为社会创造财富，为我国的全民生产总值逐年上升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并且，每年年终兜里塞满一年辛苦劳作省吃俭用积攒下来的积蓄，挎上大包小包行李，兴高采烈地回家孝敬家人，过上一个衣食无忧并能知足的红火大年。

家人觉得我已经是大人了，没有随同我一起前去大学。我一个人搭乘了卧铺大巴，从温州到了杭州。车子到了站，我下车走出车站，站在箱子旁边。我抬头望了一下浩瀚的天空，一股空荡荡的孤独感从心底油然而生。我呆呆地站在原地，望着川流不息的行人，面对眼前这一切的陌生，我不知所措。

一辆破烂不堪的小面包车在我在我身旁停下，司机见我这身打扮就知道我是哪个大学报到的新生。他伸出头朝我问道：“去哪个大学？我送你去。”

顿时，省城杭州人民的热情犹如一股暖流涌入心头，感动的我差点情热泪眼眶。司机不等我回答，下车帮我把行李提上车，然后推着我像装货似的塞进车。车出了车站，我还在因为遇到了个好人，而在偷偷庆幸。我说：“师傅，你真是个好人，我去浙江xx大学。”

司机说：“不客气，在家靠父母，在外靠车主嘛，到那里八十块就够了。”

“什么，要八十？”我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当时通货膨胀远不及现在这么严重，人民币还是相当具有购买力的，我反问道，“当我家卖白丨粉丨的啊？”

“管你家是卖白丨粉丨还是卖面粉的，反正都这个价。”说这句话时，他刚才那张热情洋溢的表情此时显得是如此的狰狞冷漠。

我知道，我上了黑车，只能认宰。我默默地坐在车上一言不语，司机可能开车无聊了，又有了刚才招呼我上车时的那股热乎劲，一路上不停地找着话和我聊天。我瞧着他那副人模狗样，打自肺腑的懒得搭理，有一搭没一搭的敷衍着。

车子终于到了学校，司机收到如数的车费后一脚油门，车尾冒着浓烈的黑烟扬长而去。

下午天气酷热，校门口出入的新生络绎不绝，没有我想象中的热烈的欢迎仪式。我到咨询处询问报到的地点，那里坐着三个女生一个男生（后来我明白这正是我们学校的男女比例）。不等我开口一个身壮如牛的女生拉过我手上的行李，引导我朝报到处走去。

我怯怯尾随其身后，我望着她矫健的身躯自叹不如。尽管行李沉重，但是她拉着走路的步伐依旧强有力，酷似战场上的坦克愤愤直冲，犹如一位沙场老将冲锋陷阵，如入无人之境，任我如何加快脚步，还是赶不上她。

当我找到自己的寝室的时候，发现里面已经有两个人先于我到达了。一高一矮，高的留着飘逸的红棕色长发，矮的贴皮短发，确切的说几乎于光头。二人形象差异巨大，看的我差点没笑出来。

二人见有人进来，停下手上的收拾的动作。高个友好的和我打了个招呼，矮个看我一眼接着收拾自己的东西，没有言语。

我放下行李，开始收拾自己的床褥。期间，这个四人寝室的最后一位室友也来了。一个瘦高瘦高的男生，露着猥琐的笑容站在门口，对着大家打着招呼。因为陌生，我和高个只是简单的做了个回应。他见大家并不热情，略显尴尬，尬笑两声并拉着行李进了屋。

他的床铺和我相连，便先走到我边上，从身边掏出包长嘴利群，熟练的撕开给我们三个人分烟。我们都没有拒绝，停下收拾接过烟后，顺手拉过椅子坐了下来。

他把长嘴利群丢回自己的位置，从另一个口袋里掏出一包中南海，然后给自己点上。他操着一口北方普通话，说：“刚来杭州，还没习惯利群，抽惯了这烟，别见怪。”

“你给我们分二十的长嘴，自己抽四块五的中南海”我略带诧异，然后问道：“难道北京的？”

“好眼力，这不托党和人民的福，不小心成了首都人民了么。”他接着说，“哥儿几个来的比我早，那以后你们仨就我哥了。我叫陈强，大伙儿就叫我小强就成，以后就承蒙三位哥儿们照顾了。”

我听了他的名字脑海里蹦出只蟑螂来，听着他的名字，我不仅觉得他父母把他名字取草率了，看着他那张脸以后，我觉得他父母把他的人也造的略显草率。

就这样，我们四人开始了自己介绍。高个子叫沈哲，杭州本地人，矮个子叫孙思辉。初次见面，我嫌二人名字难记，根据他们俩的外部形象，就给取了外号。沈哲被我叫成了长毛，而孙思辉也就成了光头。

“陶杰，你那儿人?”长毛问我。

“温州。”

“温州？”他们一口同声道，“爽！”

“为什么？”我说。

“温州发廊，全国最大的连锁发廊。”长毛说，“和我们说说温州发廊的妞是不是都特带劲。”

长毛说温州发廊遍布神州大地，无处不在，无人不晓，如果要选一样那个年代让人们立马能想到温州的东西，那温州发廊首当其冲。我听后哭笑不得，原来我们温州最出名的是发廊，连曾经一度风靡世界的假冒产品也屈居次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