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与人之间是有气场的，男女之间有一见钟情，男人之间则有情投意合。我没有意识到陈崇和我会走得那么近，仿佛他就是上天安排来拯救我的贵人。每当我手足无措时，他总能默默无闻地站在我的身边，什么也没有说，悄然帮你解决掉所有的问题。

每次帮我解决完困难，他都会平静地离开。这种平淡让我内心升腾起一股最原始的报恩感，每当我写信时眼睛总是湿润，被别人刺痛的同时也被别人感动。

在家书中，我左手写着自卑和迷茫，右手则像散文一样描述着友谊：“敬爱的爸爸妈妈，见字如晤！请双亲不要担心，在学校里，我觉得自己遇上了这一生中最值得深交的好朋友，也是第一个掏心掏肺的知己，请二老不用担心。”

夜深人静的时候，我总是怀疑这一切就像做梦——真真假假虚虚实实。我时不时会问自己，陈崇为什么总能猜到我的心事？

在政法大学的最后两年多时间里，多数时间我们都在战斗，冷漠冲淡了曾经的温情，灰暗掩盖了曾经的和谐。

离开军都山近十年以后，我才逐渐明白，其实世间并无必然的缘分。我们都是善良的人，只是生活的方式冲突了，加上人性的随意性和制度的缺失，我们分道扬镳。

他曾是我最后的朋友，但是最后我们却成了仇人，我们再也回不去了。如果陈崇有幸看见这些文字，就当用这种方式叙旧和回忆往事吧。感谢他在我最无助的时候出现，感谢他曾用心去贴近我。

军训完成后正式入学前有一个小小的休整期，突然之间时间就宽裕起来。尹维他们或者去驻京办或者去找女朋友，连续几个晚上，宿舍都空荡荡只有我和陈崇两个人。

他看王小波，我挺直身子写信。十八岁那年，多愁善感的我相思成灾。

空闲安静的时空，我们各自在自己的轨迹上寻找精神食粮，偶尔会谈起高中少不更事的青涩爱情，然后继续用沉默来结束无奈。

尹维、瞎子和江洋总是很晚才回来，三根竹竿相互扶持着歪歪斜斜上楼，扯起嗓子唱着浪子般声嘶力竭的歌曲。基本上到了宿舍，来不及洗漱都醉醺醺地倒头便睡。

据说尹维和瞎子的父亲为了感激领导们的鼎力相助和关怀，连日里用饭局来隆重答谢。当然，这些都是传言，谁也不知道父辈们是本来就相识，还是说通过姜书记的凝聚力而坐在一起

反正江洋作为代班长，是班级最高行政长官。县官不如现管，因此有资格、权利、义务以及职责参加这样高级别的聚会。

我还不懂中国的酒文化和饭桌文化背后的内涵，只知道每天用笔头叙述生活。可以说，在政法大学的前半年，我不是在开朗中成长，而是在笔尖上生活。

下午四点，我都会准时跑到学校收发室，查看是否有来信，以至于传达室的大爷都认识了我。

“同学，又来翻家书？”他总是和蔼地对我微笑。

在摆满地址不详的来信堆里，我满怀希望地寻找，那是我唯一充满快乐的时刻。

拿到信后我总感觉到阳光如此明媚，微风是那样轻柔，我从来不会在路上粗鲁地拆开，而是贴近胸膛，首先用心去感受其中的温暖。

在宿舍，我准备了一把小剪子，齐刷刷地剪去信封的边，讲手洗干净后才小心翼翼地抽出信纸。一如当年父亲那样小心翼翼地阅读录取通知书。

“每次看你抽信时都那么神圣！”陈崇总是笑着这样对我说。

“你也经常写信！”我有些答非所问。

其实并不是因为我喜欢写信，而是我需要心与心交流的朋友，需要静下来倾诉的伙伴。

日子就这样在反反复复的失望与希望中流淌，每天晚上都会有刚入学的女生在哭泣，很多人已经融入这个环境，有的新生却依然笼罩在失望之下。

“这并不是我想象中大学的样子！”初秋之夜，楼下总能听见有女生这样抱怨着。

燕燕的来信让我欣喜若狂，她在信件中讲述了我们的相遇，提及她在火车上的糗事，描述她的大学生活，展望她的学习计划，等等等等。

总之，开口闭口就是对未来的憧憬，但有意无意没有回应《大话西游》里的那句经典，这让我既失落又开心。

我也收到杨洪从大连写来的信件。相比较燕燕的天马行空，杨洪显得要冷静得多，短短两页信纸，只简单描述了刚入学时的心情。

他的字体很潦草，笔迹很重，轮廓很粗，显然是一个敢作敢为、胆子很大的主。他在信的最后特意提到了我们分给他香蕉的事情，对此表示感谢的同时也为他自己的谨慎过度道歉。

我慢慢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生活方式，渐渐在别人的热闹声中找到快乐的空间。

我专门准备了一个小小的纸箱，将所有信封整整齐齐地编好号叠放在一起，把玩具狗也装进去，上面盖着乡井土河乡井水。

就这样，靠宿舍门旁边的小柜成了我营造梦想和喘息的家园。

虽然如此，我还是加快了去翻阅信件的频率，父亲他们的行程深深地牵动我心。是否安全吗？现今是否够用吗？每当这个时候就有一种负罪感在心间弥漫，铺天盖地来势汹汹，让人食无味睡无眠。

挂念经常会被拉得老长，以至于后来我都不敢轻易去想象，只是掐着指头计算旅程和时间。这时候父亲不仅是自己的牵挂，更是支撑我勇敢地站起来的支柱。

我开始习惯了每天光顾收发室，围绕着圆桌仔细查阅自己的信件。

偶尔也会浏览其他同学的信件，欣赏他们的书法，研究收信人的姓名，我竟然也觉得幸福万分。

政法大学最大的败笔，在于通讯如此发达，却不舍得为同学在宿舍安装电话。所有外来电话都需要通过楼下的一部总机传达，喇叭就安装在宿舍门框上面。

每当有同学电话打进来，看门的高大爷总缺着牙操着不知何地的方言，嘴唇漏着风阴阳怪气地叫唤名字。无论谁的电话，整个五号楼都能听见大爷的呼叫。

我们必须屏住气、竖起耳朵认真辨认，确认大爷叫的正是自己后，赶紧跳起来对准破旧的喇叭答应，然后匆匆忙忙跑下五层去接听。

当然，接电话也不是免费，你还得随身带点零钱，超过某个时点你得出点血。这有点像税务总局搞的分段计税制。

工作以后，看着工资条上的税负，猛然间就感觉到政法大学的良苦用心。它从学生时代就培养了我们这种分段计税意识。

不过，热闹是属于他们的，我没有。村子尚无电话，不可能有我的电话。看见除尹维之外的其他同学都忙碌，我就只能羡慕嫉妒恨。

很多时候我就是写信，跟我能想到的朋友进行无声的交流。除了阿亚在勤工俭学之余来拉我出去溜达，我一般都会安静地坐着。我觉得如果没有陈崇，我会一直这样哑巴下去。

第四十四章

传达室很窄，除了供大爷休息的生活区，正式的电话间只有两个厕所蹲位左右大。

传呼总机像一台老式发报机，笨重而复杂，上面镶满了不同颜色的按钮，顽强地从灰尘堆积中抬起头来。

每当有电话打进来时，大爷就幸福万分地揪住红颜色的按键反复抽送，样子有些难登大雅之堂，偶尔难以接通时，大爷还会操着方言小声地发些牢骚：“又失灵了，破机器！”

傍晚的电话最多，因为在宿舍总得不到安宁，大爷老实用极有特色的方言在扩音器里嚷着某位同学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