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见了，供大家临时抱佛脚的水房晾衣间，再见了，拓荒牛，再见了，懵懂的青春少年，再见了，梦想与现实同时落地的四年。

我特意去东关公交总站，最后一次体会了345支线抢座的疯狂。我特意选择了靠窗的座位，好让我能够再最后看一眼我曾经成长过四年的政法大学。

阳关商厦、昌平一中、体育馆、小白羊超市都在迅速往后退去，我将头靠在椅背上，往事历历在目，一幕一幕开始在脑海展现：

1998年初秋，历经十年寒窗苦，终于斩获那张梦寐以求的独木桥通行证。怀揣着对公正正义之梦想和美好生活的无限向往，我意气风发、踌躇满志。

梦想中的法学殿堂，那应当相当神圣。建筑物可能并不富丽堂皇但必须威严方正，老师们可能不需引经据典但必须一丝不苟，同学们并非个个口若悬河但一定一板一眼，领导们不需套话连篇但必须刚正不阿。

真的，对于许多和我一样从未走出过深山的学子来说，大学尤其是政法大学，它必须具有独特的意义。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连大学都不成其为大学，谈何依法治国？

旅途曲折万分，特别像我之后走过的心理历程。先从村子步行数小时到达大方县城，然后凌晨6点赶唯一一趟乘坐大巴到达贵阳，最后才踏上开往北京的列车。

在高中毕业之前，我去过最远的地方是毕节市，那还是小时候去治疗扁桃体炎，这个慢性疾病让我在干燥的北方吃尽了苦头。

自从我拿到录取通知书之后，来家拜访的客人逐渐增多。这打破了农忙时分很少串门的惯例。很多家长带来了各个年龄段的孩子，想从我这里寻找到学习的技巧，获取一些鼓励和指点。

“给哥哥说说你的学习方法，让哥哥给你看看方法对不对？”这是家长们常说的一句话。

“不走出大山，你永远和我们一样面朝黄土背朝天。”这是最为残酷的忠告。

实际上，我并没有多么优秀的策略，也并无太高的理想。只不过觉得作为学生不好好学习，辜负了父母的一片苦心，良心上无法跨越。

因此，一直奉行的是笨鸟先飞的策略和苦力战的方式。在当时的我看来，高考是最公平、公正的“农门”，要想从这里跳出去，所有人机会均等。

然后，现实告诉我们，这些都是错的！这并不是一个真理，但是我花了十年的时间才明白这样一个道理。

社会就是这样，如同持续循环着的齿轮，日夜不息。小时候我们接受的是公正、道德、无私、和谐、谦让的教育，建立起我们初步的价值体系。等到我们踏入社会的时候，社会告诉我们，任何事情都有例外，这是一个破坏之前建立的价值体系，并重新构建新的价值体系。

在这个过程中，很多人试图反抗或者改造，却不曾想到过齿轮的旋转，会将你毫不留情地抛弃，或者让你心灰意冷。

“举行一个族内的欢送会吧！改革开放这些年来，我们村子，我们镇子何尝走出过重点大学的学生，何尝有人北上过首都？族内还有很多孩子，这是他们可资借鉴的道路。”族长这样对父亲说。

于是，在我离开家乡之前，家里仓促为我准备了一个很小型的亲朋好友聚会，族长亲自定名为“座谈会”。

但谁也没想到乡邻都赶过来祝贺，院子里都挤满了乡亲。很多人祖孙四代都赶过来，直愣愣地看着我。说实话，我飘飘然。

家人递烟送水忙着招呼，但乡亲们似乎并没有要离去的意思。当亲友陆续往我兜里塞红包时，其他乡亲也开始翻找衣兜。

眼看先前预算的食材远远不足，父亲赶紧安排人手步行几十里的山路去县城采购。

父亲尚沉浸在兴奋中，从不感觉到劳累，叔叔、姨妈和弟弟们也都手忙脚乱地应付混乱不堪的场面。

族长坐在椅子上沉着冷静地指挥，看见大家都在掏钱，当场掷地有声拍板：“远亲不如近邻，乡亲们也都不容易，村里出了状元，这个光荣理应大家都分享。既然大家都有这篇好心，那也不能辜负。但是有两个条件。第一，状元得给大家鞠躬，以后学成以后要为乡亲们主持公道；第二，大家不要着急送，一会儿都统一由记账处记名入账，这钱算是份子钱，以后要挨家挨户还。”

在族长的示意下，我站在阳台上给乡亲们深深鞠躬。整个院子瞬间安静，所有目光都朝我投来。

有很多耋髦之年的老人颤颤巍巍地拄着拐杖赶来，目的仅仅是为了看看我这个村子里历史上第一个进京的孩子：“以前都是进京赶考，现在高中以后才进京。”

他们枯柴般的手布满荆棘，狠狠地刺痛我细嫩的手。他们大多经历过大风大浪、大灾大难，但是脸上平静安详。三五成群地围住我，不厌其烦地道祝福、说挂念：“入学中举了！不容易啊，孩子，你们家为了你们上学简直操碎了心！”

村里很多五保户和极端贫困户也都赶过来了。用怯怯的眼神远远地看着我。毫不客气地说，他们中有不少人食不果腹衣不遮体。

他们显然是精心打扮过一番，将洗得发白的旧衣服穿在身上，头发用水梳理得整齐。俨然是来参加别人家的婚礼，庄严而害羞地将10元钱塞给记账的表哥，有些不好意思地笑着。

然后，又退得远远的，站在外围仔细地打量着我，甚至都不敢走进来跟我说几句话。

对他们来说，政法大学就是培养丨警丨察和法官的摇篮，我仿佛已经是政府机关的干部，脸上已经写满“回避”的字样。

每当我冲他们一笑，竟然也会让他们受宠若惊、手足无措，而且根本找不到话跟你交流。

父亲说，他们是最善良的人。十元钱也许是几十个鸡蛋或者几十斤土豆才换来的。

因此，他一再嘱咐我两个方面的细节：一个是认真读书，必须记住祖宗两行正路，亦耕亦读。另一个就是记恩、报恩，与人为善。

那一晚流水席一直持续到凌晨两点。事后听帮忙的亲友说，酒席足足摆了六十余桌。

酒饱饭足，气氛开始活跃。八月黔西北的深夜，凉爽宜人，到处虫鸣辅以露珠低落的声音。

很多乡亲并不离去，批着外衣，袒露胸口，或蹲或站，借着酒精，高声讨论着何为大学，争论着伟大的首都。

安子有亲戚在西南政法大学上学，所以他最有发言权：“我姨妈那儿子，西南政法大学大三，哎哟，你们是不知道，穿警服上学，那叫一个威风。”

有村民说，我最大的愿望就是看飞机怎么飞起来的。

正在大家吵吵嚷嚷表达自己思想的时候，突然有人给我跪下来：“小浩，你出息了，千万要记得帮叔做主啊！我老婆被拐走那么多年了，我去找人贩子一次就挨一次打。你帮我主持公道。”

“哎哟，干嘛干嘛，这还是孩子，别这样对孩子。起来起来。”人们七手八脚就将村口的最贫困户阿勇扶起来。

阿勇借着酒精上头，一把鼻涕一把泪，一定要让我去跟县委书记和公丨安丨局长把情况反映一下，他说求他们帮他把媳妇找回来，至于人贩子就不要抓了。云云。

也有家族中的人大泼冷水，伯父就是这样的人。堂哥已经走了五次独木桥，头发都掉差不多了，每次都是被挤下来甩得鼻青脸肿。眼看着高考的最后年龄段28岁无情过去，所以索性去了深圳打工。

伯父每次见我，总要阴阳怪气说些丧气话，或者在众人面前哗众取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