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往都是我和瑶瑶一起写信，用她的话来说，我们是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当然，钱由她出，跑腿去邮局则由我负责。

这一次，瑶瑶缺席。在封信里，我以告诉两个三年级的孩子，说瑶瑶阿姨暂时要去美国深造，越洋电话会很贵，通信也比较麻烦。因此要他们给阿姨写信的时候由我代转。

因为我马上就要离开政法大学，所以接下来的三个月暂时就不用写信回报学习情况了。等我九月份开学以后，我会把人民大学的新地址告诉他们。然后，还是鼓励的话，大概就是一些“知识改变命运”、“有志者事竟成”云云。

下楼的时候，我探头往高大爷的值班室看。高大爷摆弄着破收音机很是陶醉。见我扒拉开门帘，朝我微微点点头。

见他没有异常，说明尹维后背并没有致命伤，心理顿时轻快很多。

走到一号食堂门口，有几个愣头青在抬头看着三号楼，指指点点、评头论足。还有几个边走远边回头看，意犹未尽的样子。

我也驻步，往三好女生楼看去，只见一条红色横幅孤零零挂在五楼窗口。上书一行字：“不管以后谁是我的男人，但你们却是我永远的男生！”

横幅上还有龙飞凤舞的签名，横幅中间部位还有人用荧光笔一左一右画着两个卡通人物，一个装酷的男生和一个圆眼睛作鬼脸的女生。

我突然感觉到空气中飘荡着的离别感伤击打着我的灵魂，那种对大学生活的厌恶瞬间烟消云散。毕竟，我在这里度过了人生中最难忘的四年，遇见了那些让人刻骨铭心的人和事。

但是，想到我们班上的女生多数对我若即若离，甚至有少数还唯恐避之不及，我就莫名的难过。

那些花儿，我曾多么期待着徜徉在她们的芬香之中。可是，由于刘大妈的著名“神经病患者”论，还有尹维和班长江洋他们持续的丑化，我逐渐被排除在团体之外。

多年之后，我终于知道了什么叫做舆论主导权，什么叫做封杀，什么叫做孤立无援。

想到这里，一股热热的东西冲击着我的喉咙，让我吞咽都有些困难。我再也无法忍受和控制自己，有委屈有感动有痛苦，五味杂陈。

我快步走到图书馆北边的紫藤旁边，靠在一棵小树上，一个人嚎啕大哭。

多年以后，当多数同学都为人父为人母，我还写下这些文字。一来圆作家之梦，二来也告诉我的同学，其实，我并不是神经病。

6.

苏格拉底曾在两千多年前就说过，世界上最快乐的事情，莫过于为梦想而奋斗。可是，我为梦想而奋斗的过程中，承受的痛苦远远大于追求本身。

为梦想而奋斗的过程如果缺少相对公平的环境，这绝对不能称其为最快乐的事。走在“宪法大道”上，回望这里最不缺的就是阿谀奉承和暗箱操作，不能不讥讽地笑笑。

校园里依然响起旅行箱滚动的声音，通往南门的路上时而可听见道别与祝福。当然，还有拥抱。我很羡慕。

我游荡在这个撒泡尿就能走一圈的校园，一切那么熟悉却又陌生万分。军训时的糗事，跑操时的牢骚，懵懂时的爱慕，伤感时的泪水……

通往阶梯教室的道路两侧，全都是毕业甩卖的同学。他们有的似乎并不在于是不是卖出去东西，而是在享受这样一个安静的傍晚。

最后一次去《太阳花》编辑部转了转，看着学弟学妹们忙忙碌碌采编本学期最后一期稿件，心理腾起一阵感动。

《太阳花》编辑部很小，或者干脆说并没有单独的办公室，而是与大大小小二十余个社团挤在一起办公。每当周末开例会的时候，总会有人因为迟到而找不到坐的地方。

这里已经不再属于我了。虽然说文学早已死去，但是大学四年里，《太阳花》绝对可以称为我的精神家园。想当年，我们将杂志办得风风火火、热火朝天，她曾经是政法大学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编辑部几个老伙计去东门外吃了一顿西瓜，算是最后一顿散伙饭。我们曾经因为共同的爱好走到了一起，又因为四年四度的大学生涯的结束而分道扬镳。

明天，晓月和章哥都要走了。晓月是响应国家号召即将远赴宁夏支持西部大开发，章哥则要去西北政法大学攻读宪法学硕士学位。而燕子则已经去了大连理工大学法律系，那边教师紧缺，要她第一时间过去报道。

虽然等待考研成绩的过程让人煎熬、就业的过程让人揪心，但是大家好歹都还算有着明朗的未来。不管未来将会怎样，至少我们毕业没有失业，至少给父母和过去一个交代。

晓月仰头灌下半杯啤酒，甚为豪爽地说，“虽然我生在内蒙，不过以后将扎根宁夏，为西部作贡献了。大家以后谁要发达了，不要忘记提携提携姐们我啊！”

章哥站起来起哄：“谁不知道晓月是因为追随爱情而去啊！不过，如此真性情的女子，无愧我们文学社的才女！来，先干为尽，祝福晓月爱情事业双丰收。”

说完手一抬，杯子尚未沾到嘴唇，一杯酒已经倒进嘴巴。

我酒精过敏，只能拿起一大块西瓜，朝他们扬扬，附和着祝福的话，低下头呼哧呼哧啃着习惯。

想到当年曾那么深深暗恋着燕子，一直以来却没敢表白，心里倍感遗憾。而今天的散伙西瓜聚会，甚至都没能见上一面。

趁着傍晚阳光不强烈，我特意去校医院感谢了一下那几个大夫。感谢她们一直以来的悉心照顾和爱护。

然后，我骑车去了十三陵水库。备考四六级、鏖战考研的时候，我常在这里面对着水面大声朗读英语课文。水库旁边的蟒山森林公园，曾留下我们年轻的脚步和美好的回忆。

我一个人坐在水库边，看着波光粼粼的水面，时间像停滞一般。所有的苦与乐、得与失都被抛之脑后。眼前只有奋斗后平静和离别前的失落。

在昌平这四年中，我如同过山车般经历了梦想与现实的巨大落差。以至于到了后来，无休止的吵闹让我丝毫没有感受到接收到录取通知书时的彻夜难眠，而是从怀揣美梦到彻底绝望，再到边茫然地拼搏边心理挣扎着扭曲。

心理上的压抑转变为肉体上的小病不断。我平均一月有一次扁桃体复发，一次复发需要输液一周，每当我骑车从北门的校医院抱着一筐青霉素到宿舍时，我手上密密麻麻的针眼让我体会到生命的脆弱。

“猛人，死哪儿去了？蒙俊他们等你回来打牌！”手机里，阿炳轻快的声音撞击着我的耳鼓，我赶紧把手机远离耳际。

拾起一块石片儿，弯腰打出一个漂亮的水漂。看着黄昏中金黄色的水纹逐渐散尽，我恋恋不舍往宿舍赶。

阿炳他们并没有打牌，而是一干男人赤裸着身子，懒散地坐在蒙俊他们屋得桌边、床上，你看着我，我瞪着你。

想要说些什么，大家也都不知道该如何出口。

一群大老爷们，感谢的话无法表达，当时只能保持沉默。

不过还是要感谢这个宿舍，在我和阿炳被逼得无路可逃的时候，至少中午还可以趴在他们的桌上小憩，至少在我和阿炳表达苦衷的时候还能在心照不宣地听着。

志杰大哥在铁架床上蹦上蹦下，唱着五音不全的歌曲，翻来覆去奚落着晓林无疾而终的爱情，时不时哈哈大笑。

只可惜，当年那个大大咧咧、情同手足的兄弟，却在毕业当年就在执法过程中不幸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