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仍然拿不定主意，一般情形下我早就拍案而起了。

我沉吟着，支吾着，不置可否。

周副总瘦弱的脸上露出更加沉痛的表情。他开始以情动人：听说你也是贵州人，我们老总就是贵州人，老总奋斗十多年才积累下千万资产，这下，很可能就要倾家荡产了，还有我们公司上下的几十名员工…。

不一会儿，周副总又引我见了老总本人。老总倒没有跟我认老乡，只是简单给我介绍了一下公司的发展历程，非常不容易，目前的局面虽如此严峻但他还是有信心，因为他经历过好多次绝境，最后总是能绝处逢生。我被他的顽强打动了。当然，周副总的激将法也起了很大作用，他说，本来老总的意思是直接找新华社等中央媒体，而他本人则认为，就找倪记者一个，就等于找到了他们一大串。

“为什么？”我故意问。

“这不是明摆着吗？以你的影响力和能力，我们为什么要舍近求远？你去找他们比我们一个个去请他们要容易的多。”

我那根爱逞强的筋被拉动了。

我决定按照周副总所希望的办：帮他联络几位中央媒体记者，借舆论的力量替他们出这个头。

“但是，事情最后的结果会怎么样，我不敢打包票，我尽力而为吧。”我觉得还是留有余地为好。

“当然，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我们都只是尽人事而已。”瘦瘦的周副总让我放心，“只要有新闻媒体站在公正的立场上为我们民营企业说话，我们就感激不尽了，这对我们下一步的发展也是一个帮助啊。”

我很快联络到新华社海南分社人民日报海南记者站的两位同行，两位同行平时也打过不少交道，在我一番苦苦游说下，两位记者终于答应介入此事。

由周副总安排，我们一行四人驱车浩浩荡荡开往洋浦所在地，下午三点，在一家酒店的小会客厅跟洋浦方面的官员见面。

我们三名记者和周副总提前了几分钟到场。我心里微微有些紧张，而掉头一看，两位同行却满不在乎，两人心不在焉地瞎聊天呢，他们这副样子实在有点让我生气。老实说，他俩在海南比我更大名鼎鼎，因为他们背靠中央媒体这棵大树，不然我也不会去找他们。可是他们的表现多少让我有点失望：要知道，我们不是代表我们自己，甚至也不是代表各自所属的媒体，我们是为民营企业请命啊！如果今天下午谈判成功，没准我们能挽救一个企业呢。

我还没来得及提醒他们，一位四十岁左右的海南男子从门口大步走了进来。阴郁而锐利的目光扫视了我们在场的所有人，然后声色不动地坐下。

“小周，怎么样，不把几位客人给我介绍一下？”男子冷冷地说。

“哦，我来介——介绍一下。”周副总稍微打了个结巴，将我们一一介绍了一遍，又对我们介绍来人：“洋浦开发区管委会主任。”

“小周，你太不够意思了，搞突然袭击啊，你！”他的口气更加严厉了。

我的心怦怦跳了。因为发现，这位颧骨高高、目光深邃而锐利的海南本地干部，是个很不好对付的人呢。

然而更加让我不满的是，我的同行们仍然一脸的心不在焉，稀松平常的样子，难道他们没有发现，我们这几个人加在一起，也不及人家只身一人有劲道：他只是冷冷地稳稳地坐在那里，我就感到，这个不大的房间已经完全笼罩在他的气场之下！

可是我又无法提醒他们：

注意，有熊出没！

我只得调动起全部意志和心神，挺直脊背，也用一种尽可能可以与他对弈的眼神凝视着他。

周副总清了下嗓子，正式开口了。

不知道为什么，此刻，瘦弱的周副总，在这位眼神凌厉身材英挺的海南官员面前，也显得有些退缩，有点底气不足似的。但一旦开口，他的话可也并不含糊。到底是学法律的，我觉得他的话每句都说到了点子上，不禁暗暗佩服他，人不可貌相啊。他讲了一下为什么要请我们来，说是想请新闻媒体来见证这件可能最终会对簿公堂的案子，当着双方的面把这件事讲清楚，这样能保证客观和公正。

我对他点点头。

他能这样说，就更加说明错完全在政府一方，对这场战役我心里多少有了点底了。

等那位管委会主任开口的时候，我发现自己完全想错了。

他劈头就说，“我先纠正一下，我是洋浦开发区的管委会主任，但是新上任的主任，顺便向几位记者简单自我介绍一下，我刚上任不到…。没办法，也算是临危受命了。”

我一算，按这个时间，他上任的时间是在宏观调控以后，也就是这个案子发生以后才上任的，此前政府方面的延误也好，官僚作风也好，都跟他无关。

把事情说清楚并不像想象的那么难。可是，如何解决这个案子，却是摆在我们面前无比棘手的问题，这是关键所在。我很快就明白了这一点。

“…事情就是这样，”说话滴水不漏的管委会主任说，他甚至也承认政府方面在工作程序上的确有所延误，“但是，这个地到底还是在你们手上，这是政府按开发用地批给你们的，你们仍然可以去开发啊。”他说，口气依然很强硬。

我更加觉得此人不好对付。除了嚓嚓嚓做记录，就是严阵以待盯着他。

小周苦笑笑，“我们本来是可以出手的，而你们政府因为工作拖延，耽误了我们的时间，造成了我们的经营损失，这个责任应该由政府来承担。”

我再次声援地冲周副总点头。

“不可能！”管委会主任断然否定了这个说法。“政府不可能承担这个责任，我刚才说了，这块地还在你们手上，你们可以依法开发它，政府没有理由为你们失去投机机会而买单。”

他的话如此犀利，一时间，我们几个记者面面相觑，然后傻傻地瞪眼看着他。

“话不能这么说，我们一切的经营活动，都是按照海南的政策法规进行的，顺便提一句，我本人学的专业就是法律，我们进行土地买卖都是在合法的范围内进行的。可是，政府因为不作为，致使我们公司不但失去本来能获得的巨大经营利润，而且还遭受惨重的经营损失，过错在政府一方，政府就应当承担责任。”

这时候，周副总将目光投向我，我觉得应该表明我们的态度了。但两位同行要么若有所思的样子，要么在本子上写着什么，没有要发言的意思。我想只好我来说了。

“作为记者，我们从了解到的情况来看，我认为这件事开发区确实负有责任，而且也应当承担起责任来！”我一开口，说话的口气也绝不软弱。

管委会主任看了我一眼，眼神还是那么严厉，“现在的问题是，这个责任应该怎么负？或者你们的意思是——”

小周立即提出，要么政府全额收回地块，要么给与按当时卖出可能的利润赔付；

“开玩笑！洋浦开发区不只有你一家企业，类似的情况一大片，如果都来跟政府要赔偿，那还得了！这绝不可能！”

事情明摆着，因为类似情况有一大批，所以政府才坚决不开这个口子。

“如果这样，我们只好对簿公堂了。”周副总用阴柔的声音坚决地威胁说。

“也只好这样了。”管委会主任说。

我有点急了。看那两位似乎仍然没有说话的打算，我猜大概他们觉得不方便代表自己的媒体表态吧，也可能他们还没有想好。我觉得我谁也不代表，只凭着良知，于是直视着管委会主任让人望而生畏的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