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的，这一刻，我真的好馋，恨不得每样都吃，他说别假斯文，但我哪好意思呢，就说，“随便吧。”

善解人意的安迪，从冰箱里取出了一只红红的苹果，一串宝珠般的葡萄，又在桌子上捡了两只黄黄的芒果，搁在一个晶莹的雕花玻璃托盘里，放在我面前。

“等等，我先去洗一下。”

他把冲洗过的葡萄先递我一小串，然后，又削芒果，削苹果，一个个都削好后，整整齐齐地排在托盘里，“小姐，请吧。”连芒果都撕了皮，削成片，去了核。

晶莹剔透的玻璃雕花托盘上，摆成了一座色彩明艳凹凸有致的小雕塑

这哪里是水果，分明是艺术品嘛。

那一刻，我真有点晕了，还以为自己是位公主呢。

“哎呀，”我说，“你服务这么周到，我真的有点不知道东南西北了呀。”

真的，这辈子我还从没享受过如此的礼遇呢。虽然那会儿邢经理林兄他们对也我很好，老请我喝茶吃饭什么的，可也没有机会为我削水果呀；“企业家”也没有，我说过，他是个“老农民”，根本就不懂这一套；我妈倒给我削水果，一来，我很久没有回老家了，二来，她削水果，也就是一只苹果或者一只梨，要不一个广柑，从来没有给我端来水果拼盘呀，更别说带造型的水果拼盘了。

“没事，放松点儿，一个人要学会享受生活，懂不？”

真的，这一刻，才发现其实我自己也是个老农民，脑子里从来没有过“享受生活”的概念。于是冲他傻乎乎地笑了，然后开始滋滋有味地“享受生活”——消受安迪为我准备的一大盘美味的水果来。

安迪适时地递给我带有香味儿的纸巾。待收拾齐整，我才又提起刚才的问题。

“你还没回答我，你现在做什么呢？”

他把眼镜取下来，不紧不慢擦了擦，半天才回答，“其实,也没做什么大不了的事。”

我又好气又好笑。

“那谁也没有做什么大不了的事呀，我们谁也不是外交部长，国务院总理。”

“一点小生意而已。”

“小生意？那你怎么这么闲？你看我们，‘你是不是像我在太阳下低头，流着汗水默默辛苦地工作’？”我给他唱了一句最近很流行的歌曲。

“咳，真的小生意，不值一提。”

正说着，有两个朋友来找他，这也是两个年轻人，他又跟人家打起哈哈来，不一会，又来了个女孩子。女孩子我不由多看了几眼，长发，看上去很文静，很美，安迪替我简单介绍了下，“——木子”，就扔下我们，过去跟那两个小伙子接着说笑话。我微微吃了惊，“日本人吗？”女孩子只是微笑，只是悄没声儿地静静地坐在一旁，听着安迪和那两个朋友耍嘴皮子闹腾，或者看电视，偶尔无声地笑一笑。奇怪的是，安迪也没有像刚才伺候我那样伺候她，对那俩朋友也很随便。

后来，我去的次数多了，发现他那里总是“高朋满座，美女如云”。说“高朋”可能有点过，但说“美女如云”，则一点都不夸张。我怀疑，全海口的美女都跑到他这里来了，当然除了我。

不过，让我心里颇为受用的是，他总是当着满屋子的人的面，尤其是，当着一屋子美女的面，也这样，总是用强调的语气说：

“倪虹小姐，海南我最好的朋友——女朋友。”

我纠正说：“朋友。”

“哦，去掉女字。”他一本正经地瞪着眼睛，改口道。

不过，我到底还是没有闹清楚安迪究竟在干什么营生。

有一次我实在忍不住了，问他，“你究竟在做什么生意？总也没有看见你干什么呀？你不是总在家里呆着吗？”

“谁说的？你也没有总跟着我呀？”

“倒也是的，可你做什么买卖？不会是贩毒吧？”

安迪哈哈大笑。

“你觉得呢？我会干那种买卖吗？”

我再次打量他，摇头。

真的，我发现越来越不了解他了，他那优雅的白净的脸上，露出的聪明或是我很难看透看懂的，我发现。

“我不知道，难说。”我故意气他。

神神秘秘的家伙！

不是有几分像我刚刚读过的菲茨杰拉德的小说《了不起的盖茨比》么？主人公不就是成天在家举办奢华无度的酒会，却又不干什么，只是接长途电话，见客，一个神秘的年轻富豪？

安迪当然不是富豪，我知道。他还没到那份儿呢，但是，他的生活方式，他的生活方式的变化，的确让人感到有种神秘感。

在安迪那里，众多的朋友中，我又结交了个新朋友，美女中的一个，在我看来，虽然不算最年轻的，却是最美的，最有风韵的，而且是一种最自然的风韵，我几乎是第一次见面就喜欢上了她。

她叫陈湘。

7.同是天涯寻梦人

我又搬家了。

自从来到海南后，我都记不清搬了几次家了，搬家，简直成了一种常态，都习惯了。好在东西不多，一个大旅行包，几个小纸箱子，找辆“蹦蹦车”，自己一个人就解决问题。

这回，是前红色娘子军阿婆要涨我们的房租，而且涨的离谱，报社老总亲自来跟她谈判也没成功。

“不行，就是这个样。”平日里看上去那么慈祥的老阿婆，一点没有商量的余地。“你们愿意继续住，我也没意见，嫌贵，我也没办法的啰。”

结果，总编对我们摊了牌，因为阿婆涨的太多，报社不可能为我们承担那么多，要我们自己定：如果继续住，涨的部分由我们自己承担；如果搬走，则按原来的房租给我们补贴。

我们几个人商量，显然阿婆存心不让我们住，故意涨到比行情贵的地步，她后来对我们说，她老了，每月有国家给的退休金，都用不完，她要那么多钱干什么？她愿意一个人清静一点；既然这样，我们不如搬吧。

现在我搬到“龙昆上村”，一座七层的私人小洋楼，我住第五层。最令人满意的是，我的房间里有一个独立的电话，不会再像阿婆那里电话在楼上：“倪虹，电话——，是男的——，”一点私人空间也没有。我希望这次能住长久一点。

有了独立的电话，我发现，对电话开始产生了某种依赖。

白天不觉得，白天我总是在太阳下流着汗水辛苦地工作，可是每到夜幕降临，每到万家灯火点亮了城市，想象着海口街头川流不息的车水马龙和闪闪烁烁有如妖女的霓虹灯，侧耳倾听着从歌舞厅传来的撩人心怀的音乐，让我感到了渐渐深入骨髓的孤独。

这时候，我开始期待电话，如同期待远方归来多年未见的老友。最期待的，是苏钺。

自从他去了省物资集团，我们都空前繁忙起来。两人就见过一次面，不像安迪那里，离得近，有时候顺腿就去了。再说，在他面前，我始终不能像跟安迪一样随便，即使我想见见他，也不好意思说，除非他主动提出。

好在他几乎每晚在睡前总会打来一个电话。电话里主要说些白天的所见所感，也谈论我写的新闻报道。自然，有一个他这样的忠实读者，对我来说，比打兴奋剂还管用——我跑起新闻来更不遗余力，不但干劲倍增，而且思维空前活跃，新闻敏感也更胜当初。

那天我们在龙昆南路一家小而安静的茶室喝茶。

其实我们彼此的情况，早已都了解了。我们都是那种坦诚的人。我的情况没啥可说，但我还是告诉他，我有一个男友，在大陆，是个私人企业者，我在单位办的是停薪留职；海南呢，只要能生存下去，能留多久就留多久，我热爱这片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