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4节第二次登记

冬天的夜太长，长得跟金子外婆的裹脚布一样，阴霾的6点钟仍然漆黑一片。金子在春生家，他们坐在火炉前，等待太阳升起。他们今天的第一个任务是用买来的钢琴说服建业父母回心转意。“这琴虽然来的磕磕绊绊，但咱们总算没食言”春生爹最近烟不离手，他架起旱烟袋对金子说，“闺女，这事儿八九不离十了。”春生也说，黑夜总会过去，太阳一会就出来了。他发现自己会说话了，现在的话居然能一语双关了。

太阳出来后，艳粉街上的人们发现，春生一家四口人沿着主道走出艳粉街，在他们眼里，金子早已是春生的媳妇了，虽然没成婚，但事实就是那样了。

“就那样呗，还能咋地。”艳粉街上的人这么说，金子和春生一家人见到建业一家三口时，李秀荣也这么说。两者的意思显然不同，后者是说钢琴你们买到了，我也不能阻拦了。李秀荣虽然有些不情愿，但她还是一个守信的母亲，她盯着那架日本产的卡瓦依，她知道世上没有后悔药可买了，如果有，她一准买上两斤，她会说：“钢琴不好使了，换架飞机吧。我想让我孙子一生下来就学会开飞机。”她现在觉得买钢琴这个条件太低了。

建业不能卖给李秀荣后悔药，他也不能让母亲落下口实：“妈啊，既然你同意了，那我们尽快定个日子吧。”他一直坚信赶早不赶晚这条真理。春生娘和建业有着一样的人生信条，她插嘴并附和道：”我看行，这事儿赶早不赶晚嘛。”

“急个啥？要办事，也得选个好日子吧。”李秀荣这话一半是说给儿子的，另一半是说给春生娘的。他告诉儿子，这事不该你提出来；她说给春生娘的意思是，这个事儿我做主。

婚事终于定了，定在1981年腊月十六那天。还有十二天的准备时间，李秀荣嚷嚷着让建业带金子去登记，她心里虽然堵得慌，但面上还得过去。登记，房子，摆酒席，一样不能少。

房子，酒席都归建业管，唯独登记这事儿愁坏了金子。她写过结婚申请，厂里也批了，这回要换人，从春生换成了建业，不知道保卫科的老邵会有何反应。当天下午，金子来到厂保卫科，从老邵嘴里得到的答案是：把以前那个介绍信拿回来，再开一个。这是唯一的办法，老邵害怕金子犯重婚罪，他也跟着犯罪，他还说这是连锁反应，沾包啊。

金子挨到下班，三步并作两步的跑回家，她在找那份被母亲没收了的介绍信。炕柜、床下、抽屉、就连灶坑中的秸秆灰，她都翻了一遍，仍是没有介绍信的影子。董圆踅进了屋，“找啥呢？”那洪钟一般的声响震得金子双耳发麻。

“结婚介绍信。”

“和春生那份。”

“老邵是不是说交了这份，换那份。”

“是啊，我找不到这份了。我娘带走了。”

“你不会说你丢了啊，真彪。”

金子似乎开悟了，貌似憨傻的董圆给了她新的希望。她问：“老邵不相信怎么办？”

董圆噗嗤一笑，说：“我给你证明。老邵跟我第二个爹一样，我一出马，这事跑不了。”

金子摇头，表示不相信

董圆解释道：“我不白帮忙，我的条件你跟建业结婚时我要以嫂子的身份出现。”

第二天，董圆带着金子进了厂保卫科。她仍是那一套，没进门就先张嘴：“干爹，干爹在吗？”

老邵迎出来：“没跟你说嘛。外人面前叫同志，自己家里叫干爹。”

董圆笑嘻嘻：“知道了，干爹。”她拉过金子，又说：“我给金枝同志证明，她的结婚介绍信丢了。”她从兜里抓出一把瓜子，磕几颗，又感叹：“都是我的错，是我给弄丢的。”

“你咋弄丢的。”老邵不明就里。

董圆大嘴一张：“金子那件黑呢料衣服借我穿了几天，我记得那介绍信揣里怀里了，我可能当废纸给扔了。”

老邵看了看胖得可爱的董圆，又看了看清瘦如菊的金子，说：“金子的衣服你也能穿进去。”董圆不乐意了，嚷嚷着，干爹啊，你瞧不起人，我这么婀娜的身段咋穿不进金子的衣服呢。末了，老邵架不住董圆的干爹攻势，他让金子写了一份作废说明，然后重新开了一份介绍信。

金子手里握着介绍信，她仿佛看见光明了。当她挎着建业的胳膊走上民政局的二楼时，她听见了白鸽起飞的声音，那声音真好听，要是她和建业结婚时能放几只鸽子就好了。她这样想着，但她想不到，几分钟后，鸽子拉的屎会从天而落，砸得她晕头转向。

登记办公桌对面坐着一男一女，老相识了，女的是黑姐，男的是眼镜。他俩正是上次春生和金子登记时接待他们的办公人员。不是冤家不聚首，金子认出了他们，她低下头，躲避着眼镜的目光。

黑姐抬起头，打量着金子，说：“林建业同志，很不好意思。我们怀疑金枝同志患有严重的精神疾病，按照婚姻法的相关规定，我们不能给你们登记。”黑姐把介绍信递给建业。

建业拿过来仔细瞅了瞅：“这介绍信上也没精神病的事儿啊。”

“这个你就需要问这位女同志了。”黑姐盯着金子说。

眼镜摘下眼睛，抹抹眼角：“上次金枝同志来登记时，我们就需要她提供一份医疗鉴定。”

“你们肯定记错了，她怎么会跟别人登过记呢？”建业看看金子，又看看眼镜，他眼睛都快眯成一条直线了。他又说：“我以一个医生的名义保证，她绝对没跟别人登过记。”

黑姐笑了：“你是个医生就更应该知道病人没有治愈是不能出院的。”

“你来过这？”建业转脸问金子。

金子站起来，回身跑了出去。她这一跑，已是无声的回答。她跑下楼，穿过大街，跑进了对面的公园，她就想一路跑下去，她已经没脸再见建业了。建业从后面追了上来。

“你和谁登过记？”建业边追边问。

金子没吭声。

“他们为啥说你是精神病？”建业追上金子。

金子没吭声。

“我知道你不是精神病，你是不是不愿意跟那人结婚，装精神病啊。”

金子没吭声。

“肯定是，这招挺高啊，下回我也用用。”

金子站住了，呼哧呼哧的问：“你跟谁用？”

建业被问住了，挠挠脑袋，说：“我合计着，要是我妈也逼我跟别人结婚，我也装疯，还卖傻，多浪漫啊。”

金子没吭声。

建业笑了，笑得有点诡异。他说：“既然不让我们登记，那我们就不登记。”

金子前腿腾空，后腿蹬地，继续向前跑。

建业则继续追。

“我的意思是不登记也能结婚啊。”

“先结婚，后登记不行嘛。”

建业第二次跟母亲撒谎，是在他和金子从民政局回来之后，既然没有办法登记，那就不登记了，但这个谎必须撒得圆满，不能给母亲任何见缝插针的余地。自从母亲这次来沈阳，建业慢慢懂得这个道理，母亲一发飙，建业的世界就会颤三颤，所以，什么事都要哄着来，倒也不是掖着藏着，建业把这理解成变相的孝顺。在医院招待所里，他跟李秀荣说金子厂里开介绍信的老邵家里出了大事回家办大事去了，一半会儿回不来。他还给了李秀荣一张写有老邵同志办公室电话号码的纸条，让母亲去查证。最后，他跟母亲摊了底牌，结婚后再补办也是一种合情合理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