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妈说着，绕过那些洗衣盆，打开通向后楼梯的门。后楼梯很狭窄，由于终年不进阳光，风阴冷冷的。“这是给佣人走的楼梯。从前，佣人不可以走前门，和主人乘同一部电梯上下，特别是买菜回来的时候。”说着，她推开旁边的一扇小门，那只有一只浴缸大小的房间里，只有一只抽水马桶，而且，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这么小，这么圆的抽水马桶，连水箱都不得不吊在墙上。
哥哥吃惊地看着那只马桶，说，要是他坐下大便的话，膝盖一定会顶到墙上去了。
不用说，我们都猜到了，从前这是给佣人用的马桶。可是为什么要放在楼梯间呢？
妈说，因为这是给一层楼上的两户人家的佣人合用的。
妈说：“看，这就是这栋公寓的世界观。”
世界观，就是一个人对世上万物的看法。妈向我解释了这个词，很复杂。
那天早上，阳台已经下了遮阳帘子，我们在阳台上吃早饭，既凉爽，又明亮，敞开的窗外，偶尔传来别人家孩子练琴的声音，还有树上一阵阵的蝉鸣。妈放了一张唱片，那是我们全家都喜欢的苏联歌曲集锦。当《红莓花儿开》的歌声响起来的时候，妈和哥哥都跟着轻声唱了起来，“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妈妈喜孜孜地看着哥哥，眼睛闪闪发光。
世界观的问题暂时烟消云散。
制服（陈丹燕）之四
对我这么个没有朋友的八岁小孩来说，哥哥就是我整个夏天的世界。我是他的跟屁虫，他到哪里，我也到哪里。
他去中央商场买装矿石机的材料，我也去。他读《叶尔绍夫兄弟》，我也跟着生吞活剥这部富有情调的苏联小说。他偷偷读了《第四十一个》，我也知道，要看这种书，不能让大家都知道。多年后，我在书上读到美国人写的一句话，他说，一个人在幼儿园里，已经学到了一生将要用的大部分处世智慧。对照自己，我发现自己在八岁的那个夏天，已经学到了如何隐藏和保护自己已获得的自由。
那年我毫无悬念地迷恋上了俄文，我的第一本书，是一本中俄对照的小书：《金斧头》。
他洗澡时，用一把装矿石机用的小钢锯背面，来刮脚后跟上的腻子，那办法比用丝瓜筋擦更管用，我也学着了。结果，我忘了把小钢锯擦干，放在窗台上晾着。结果，那条小钢锯锈在浴缸边上的白陶肥皂箱里，被阿姨叫“龙瘪三”了。
有时，我们在电梯里遇到与哥哥差不多年龄的少年。在电梯里，他们的眼光谨慎，但也有好奇，还有不能掩饰的好感与羡慕。这与平时他们在电梯里遇到我的寻常样子不同。哥哥那时总是装作满不在意的样子，但他其实很有点豪迈。他身上那件军校的绿色细布士官衬衣，它当真是那时全中国最帅气的男式衬衣，而且象征着地位，前途和带有浪漫色彩的理想主义。谁会不多看他两眼呢。
在哥哥身上，我学到了一种居高临下的不张扬，要到渐渐懂事以后，我才知道这就叫优越感。那是一种既吸引人，又令人厌烦的东西，但当事人自己却忍不住会沾沾自喜。要等到我们都成年，那种干部子弟在六十年代的优越感已经一去不复返后，这沾沾自喜才显露出了它的幼稚和纯真，以及它含糊不清的自我意识，以及那其中隐约生长着的自尊。
我八岁的那个夏天。那个夏天，摧毁一切自豪感的文化大革命还未开始，玫瑰色的精神气球还在我们家每个人的心中沉沉浮浮，那是1964年的夏天。哥哥那时是我的偶像，我的指路明灯，和我的靠山。
大楼里有个总是香喷喷的大女孩，她很好看，好看得就像一块太妃软糖，可她从来不留意我。那天在电梯里，她居然轻轻拍拍我的头，提醒我说，楼下卖蝈蝈的乡下人来了，因为她看见上次我急急忙忙冲下楼去，可那卖蝈蝈的已经走了。我抬头看她时，发现她正用眼角飞快地瞥了一眼哥哥。
电梯里本来总是沉闷的静默，突然变得激动人心起来了。我欢欣鼓舞地想，北京那些一年级的小豆包的愉快日子，好像就要重现。我是到哪都不能引起注意的那种人，可哥哥不是。哥哥总是小孩王，我相信哥哥一定会在这里找到朋友，他一定会带着我玩。对我来说，一个小孩的孤独是非常可耻的，它就要到头了。
“咱们去看看吧？”我对哥哥说。“你给我买一个。”
“好吧。”哥哥点点头。
哥哥并没跟那女孩搭话，他只是将手指插进衬衣左边的胸袋里摸了摸，那里其实什么也没有。那女孩又瞥了哥哥一眼，额头开始红了起来。她好像生气了。
当然这因为哥哥没跟她说话。
哥说，他可不知道怎么和一个上海女孩搭话。“她看上去好像一块冰激凌那么白。”站在我家门厅里，哥张着一双手说，好像他正捧着一块冰激凌，不知该怎么办。
哥又问，你能肯定她是想和我说话？他的脸突然红了，好像肿了一样，通红。
哥又问，你能肯定她是我们一幢大楼里的？
哥又问，她怎么会这么香的？
我只管埋怨他说，哥啊，你干吗不在电梯里跟她说话！
最后，哥回去，在他的工作台上焊他的矿石机，一下午都没说话。我要跟他说话，他却把耳机也戴上了，说他得小心寻找电波，不能说话，也不能让我在他旁边说话。
这些天，不知我到底做错了什么，哥躲着我。他再也不想带我一起出去玩了。家里的空气变得无比沉闷，但哥哥好像根本就没觉察到。
哥哥通常都给我讲故事的，在夏天的晚上。可现在，矿石机就是他的性命，他自己绕线圈，绕了一遍，又拆了，再绕。反正他就是哑巴了。
但他也能坐在充满松香气味的木板桌子前，坐上整整一下午。他动也不动，眼珠子都不转，好像中暑了一般。不过，哥哥将自己这种状态称为“沉思”。他让我去看普希金诗歌集里的《石像》那一节，那里印着普希金的自画像，就是这样的姿势，所谓的沉思。“这是很高级的心理感受，你还太小，没长好呢。”哥说。
现在我想，可能应该说，这根本就不是沉思，而是沉湎，或者说，是灵魂出窍。
这天他出门去，光脚，颠着脚丫子走到门厅里。我偷偷看他，他一定是怕惊动我。
他怕门上的锁碰上会发出声音，开了门以后，用一张马粪纸插在司别林锁头和门中间，才轻轻合拢大门。我眼睁睁地看着那一小条马粪纸被偷偷摸摸地抽出去了，眼睁睁地听到锁头搭地一声轻响，锁上了。
但是在我耳朵里，这就是霹雳。
我冲到阳台上，往楼下看。为了防止哥哥突然朝楼上看，发现我，我将自己的头包在窗帘里，才伸出去的。
我想看看，到底哥哥要到哪里去。联系到哥哥老喜欢到爸爸书房里去，研究他的那架不能碰的电话机，我突然想，会不会他就像《奇怪的舅舅》里面写的那个舅舅一样，根本就是个国民党特务，根本就不是我哥哥呀？我想着这些，腮帮子上的寒毛都竖了起来。
中午雪白的太阳铺在空无一人的街道上，知了拼命地叫着，可楼下的大门静悄悄的，没有一个人。后来，出来了一个撑伞的人。她是我们楼里的一个小老太太，阿姨说她是什么坏人的小老婆。她撑着一把褪色的黑布伞，好像挡雨一样挡着太阳，将自己遮得严严实实的。
阿姨说她一直到小菜场去拾菜皮，到刮鱼鳞的摊子上买鱼头，鱼泡泡和鱼尾巴，她说是施舍给野猫吃的，阿姨说，她家邻居说她根本就没给野猫吃。
过了好久，又有一个我们楼里的小孩，拎着一支竹筒的冰筒，兴冲冲地冲过马路，往淮海路口的老大昌方向奔去。他一定是去买棒冰的。
可哥哥并没有出现。
他一直没出现。
制服之五
但是他傍晚回家来的时候，鼻子和肩膀却是晒得通红的。
难道他准备在十月一日的时候，炸掉上海发电厂么？
或者暗杀我爸爸？国民党特务不是都长着一副恶毒心肠的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