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楼下传来一声女人的叫卖声，“栀子花勒，白兰花。”那个女人总在我家大楼门口的门洞里坐着，卖用细铜丝穿起来的栀子花。阿姨有时买一只来，别在大襟上，走来走去，香上一天。
哥双眉在脸上一跳，指着楼下说：“《霓虹灯下的哨兵》啊！”
可不是。不过那个卖花的女人长着一张苦脸，可不如霓虹灯下哨兵里的那个阿香那样好看。哥向四下看看，嗅嗅，然后点点头，说：“哒，上海是这样的。”
“哒”是一句俄文，大哥学俄文，他的舌头能发出连绵不断的哆嗦声，好像通了电一样。
阿姨正在连着厨房的那间小房间的餐具橱上拌黄瓜，她眼睛死盯着哥的球鞋在墙上擦出来的一道痕，紧紧抿住她的金牙，好像看到世界末日了一样。她暂时还不敢叫哥哥“民瘪三”。
“这其实是个备菜间。”妈引着哥参观我们的新家。妈当哥是大人，她就从没给我讲解过我们的上海新家。隔年冬天搬来时，妈让我坐下谈谈，只告诉我规矩：不许往楼下扔纸飞机；不许小便时不揭开马桶盖；不许动爸爸书房的电话机，哪怕它响也不能接；往澡缸里放水时，不许高过龙头下面那个圆洞；不许离开房间不关灯；不许爬窗；不许在楼梯扶手上滑滑梯；不许没经过允许到邻居家玩；不许随便谈论自己父母的工作；不许与别的干部子弟比父母的职务；不许随便带外面的小朋友回家来玩；不许玩电梯；一共十二项。妈说这里不比北京，一条胡同里都住着自己同志。
阳光洒满了每间房间，妈妈卧室的衣架上挂着爸爸在家穿的衣服，老头衫和蓝条子长裤。他又出差去了。去哪里，当然我们是不知道的。天花板很高，妈妈很满意地指着挂在藤椅旁边的条幅，那是齐白石题款送给爸爸妈妈的墨荷图。妈说，天花板够高，光线够明亮，那条幅的气韵方才能完全舒展开来，显出它的好。妈妈显然很满意那堵高大的白墙。
爸爸书房里挂了毛主席的《沁园春•雪》，毛主席的笔迹飞龙舞墨，我基本上都不认识。哥问妈，这也是毛主席亲自送给他们的吗？妈挑起眉毛来，嗬地笑了声，说，“这么可能!毛主席写字送给我们家！”妈说，当然是我们自己买的印刷品。妈拍了一下哥哥的头说，连元帅们家里都未必有毛主席的字。
但是，配菜间向北，没太阳。我们三个人站在连着厨房的那间小房间里。
这是礼拜天早晨，阿姨去买菜了。餐具橱的桌子上，放着绿豆粥，葱油饼，煮鸡蛋，还有一小盘大头菜丝，用小葱和香油拌过了，这是阿姨为我们准备好的早饭。
奶锅里的牛奶上结了一层奶皮，每天吃掉爸爸妈妈奶锅里的奶皮是我的事，因为妈说这是牛奶里最有营养的东西。我随手就把奶皮捞起来吃了，嘴巴里留下一股奶油又香甜，又有点腥臭的味道。
“从前，厨子在厨房里做好饭，是不直接拿出来的，他放在这桌子上，由娘姨端到外面来。”妈说，“你观察一下这套公寓的室内设计和布局，就知道旧社会的等级制度是如何落实到有钱人的实际生活中的，这很有趣。”
妈打开旁边备餐柜旁边的一扇小门，那间小房间是三角形的，没有窗。沿着墙有一张小床和一只柜子，都是连在墙上的家具。靠床的墙上，衬着一层薄薄的木板，淡绿色的漆上，留着一些发黄的污渍，好像是从前睡在这床上的人留下来的。我们家北京带来的箱子都堆在床上，还有过季的鞋子，以及哥哥从前做的木头枪。
“这里原来是给佣人住的房间。”妈告诉我们俩。
不过，我家阿姨住在有窗的房间里。“当然，我们家怎么可能让阿姨住这里。这样侮辱性的不平等，就是我和你爸爸当年参加革命的理由。”妈说。
我们家的室内阳台，比它大好多，有整整二十扇窗，整整一天，直到黄昏，都阳光灿烂的。那是给主人用的阳台。厨房外面也有一个狭长的小阳台，那是给佣人用的。妈带着我们经过厨房，去看那个阳台。
制服（陈丹燕）之三
经过煤气灶的时候，她突然伸脚猛力一踏，“卡啦”一声，踩扁了一只油汪汪的大蟑螂。厨房角落那个正正方方的煤气灶连着一只白色的烤箱，它白色的沉重小门半开半合着。我们家从来不用烤箱烤东西吃，但从前那户人家经常用它，所以它一直是油腻腻的，阿姨用碱水也洗不干净。渐渐的，那里就成了蟑螂的大本营。晚上要是突然打开灯，就能看见蟑螂拖家带口地，在黑白相间的马赛克地砖上滑旱冰。
哥这是第一次看到南方的大蟑螂，吓了他一大跳。
“这就是伊莲娜•瓦列娃耶夫娜家的连带遗产。”妈将那褐色油亮的尸体踢开，“我早晚要向机关申请一个新灶头。”妈说。
“白俄吗？这个瓦列娃耶夫娜？”哥哥问。
“应该是吧。烤箱里贴着这个煤气灶头的申请人，就叫这个名字。我们家的电表上，也是这个人的名字申请的。”妈说，“但是白俄很少有钱能住这样的公寓。在旧上海，这房子很贵。”
“那她怎么就能住得起呢？”哥哥问。
“上海外国人的情况一直很复杂，任何可能性都存在。”妈说。别小看了这座大楼。妈伸出一根手指，往四下里点了点，它在南昌路头上，紧靠着茂名南路，距离锦江饭店只隔着一条淮海中路。由于这里距离锦江饭店很近，北京的大官来上海，总喜欢住在锦江饭店。所以现在，这栋公寓里的住户都经过严格的政治审查。这也是我们家住在这里的原因。
我们家虽没有毛主席的字，但肯定是毛主席的人。
“哒。”哥哥点头。
妈微笑了一下，“当然。”她说的也是俄文。妈和爸都学过俄文，当年在东北，他们与苏联红军工作过好几年，照片上，他们都穿着苏联红军的衣服和靴子。他们为此很自豪。我猜，这是后来他们将哥哥送去军校学俄文的一个原因。
妈告诉哥哥，他在电梯里，会遇到态度谦和但气度不凡的男女，他们大多是从前上海很著名的电影演员，或者爱国人士。她告诫他，与这些人相处要格外讲究礼貌和距离。“要与他们一样不卑不亢。其实，他们从心底里是看不起南下的干部们的，他们只是共产党的同路人，固有的世界观难以改变的。”
这我能插上嘴，“在电梯里不要打嗝放屁，见人要问好。进去就要贴着边站，给别人倒点地方站。”
哥拍我的头，小豆包，挺长进的啊。
“电梯里的人穿凉鞋，还都穿袜子的。”这是我的新观察。
妈也拍我的头，“好好读书，这比什么样的鞋子袜子都光彩。”妈说。
妈从容不迫地路过死蟑螂，向哥哥指出，连着厨房的阳台向北，终年见不到一丝太阳，冬天冷得赛过冰箱。佣人们在阳台上吊着各种腊肉，香肠，风鸡，鳗鲞。
不过，阿姨总是在阳台上摘菜，洗鱼，洗衣服，她不怎么到大阳台上来，即使妈妈爸爸不在家的时候，她也不去大阳台，除了晒衣服，晒被子，晒好了，她在阳光里多呆上一小会。她叫妈妈爸爸汪同志，张同志。晚上跟妈报账时，她从来都是站着的。
哥哥背地里管叫阿姨“大金牙”，哥哥说，怎么弄得好像旧社会一样。
妈说，这都是陈腐势利人家留下的旧规矩，她也很讨厌。
外婆外公在日本学的西医，妈投奔革命前，生活在一个开明而清高的家庭里。
我家阳台上，靠墙放着阿姨坐的小凳子，搓衣板，大木盆里泡着隔夜换下来的衣服。妈妈的衣服则另外放在一个小脸盆里，阿姨总是说，女人的东西要另外洗，另外晾的。妈妈说，这个阿姨规矩很好，但是有些旧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