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人

门口椿树上的叶子已经落光了，几个发了黑的老丝瓜吊在落光树叶的枝丫上，一动不动。暖和的阳光下，我爹在树下晒着太阳。见我突然一个人回来，显得有些吃惊：“……咳……你怎么一个人回了，凡凡呢？”

我第一次仔细的看着爹。

他真的老了。他有些咳嗽。

原来一直在我心中总是那么高大，有力，健康的爹，现在已经是一个又老又瘦小，只能坐在门口哂着太阳的老头子了。他那曾经有力的手上，居然柱着一根拐杖，刚刚脱去树皮的拐杖并不光滑，上面满是树丫折断后留下的痕迹。爹像戴着松树皮手套样的大手握在上面，没有一丝的不适。

他的脸明显的有些肿，眼窝陷得很深，胡子有一半已经是白色的了，头发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竟然全白了。原来穿在身上很合适的衣服，现在显得大了很多，爹又瘦了。这一切，居然我以前一点点的都没有发现。两个月前，我还伸手向他要过了一万七千块钱。

我呆呆的看着爹，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我妈从屋里走出来，看见我红着眼，她示意我不要这样。

爹听到说我要把他送到医院去检查，他马上显得十分的惊慌：“我有什么病？我就是这几天累了点，休息两天就好，不去，哪里都不去，医院是我们去的地方？”

我坐下来，像哄凡凡一样的哄着爹：“就去看看，有病没病咱们都回家！”

二十多年了，我第一次和爹交流类似的问题，他的严肃及他的忙碌，让我很少能有这样的机会。爹最后极不情愿的上了和我一起回来的面包车。

我妈在后面偷偷的给我塞东西，我接过来一看，是厚厚的一叠钱，估计有三千。如果我妈不主动的递给我，我真不知道如何跟他说，去医院，其实我跟本就没有钱！

知儿莫若母。可怜天下父母心。

我妈还在车后看着我们离去，一双手在头顶挥动，我突然发现，现在，我才真正的长大了，这个家里，我不再只是他们的儿子，我需要承担起作为儿子的真正责任。

视线变得模糊，我妈的手依稀可辩的仍在挥动……

我说：“爹你怎么不舒服呢？”

“哪有不舒服，医生尽瞎说，我这不好好的吗，就是前两天，有点心慌气短，估计是前几日担谷子担的，这过几天就好的……咳……咳”

“还是检查一下放心，有什么问题早处理好。”

“医院贵着哩，哪能一点事都往医院跑哩。”

心里想着自己跑回来送老父去医院，却拿的是老父自己从牙缝里省下的钱，我这个儿子当得，实在是没脸。

我多想说，没事，花不了多少钱。然后像一个大款样的把爹送到医院，然后不用和他说花了多少钱，然后悄悄的把钱存在医院的账户里，让爹能安心的住在医院里。而这一切，我做不到，这一路，一个属于儿子和男人的自责用一种钻心的疼折磨着我。

人民医院，一楼内科诊室。

接诊的医生姓陈，四十岁左右，人看起来十分的干练。一架眼镜在鼻梁的上方，眼睛的下面挂着，看书时通过眼镜片抬着头，看我时低着头直接从眼镜上面忽略着镜片的存在，让我可以看到他那双闪动着镇定和无所谓的眼。

简单的询问和检查后，陈医生开了一张住院治疗单，看看手表：“先去住院部吧，我在门诊还值一个小时的班就上来。”

说完陈医生递上了住院单。我爹一下子从坐着的椅子上站了起来：“咳咳……什么？住院，我还用住院？不住……咳……咳，你就说我有什么病吧，还让我住院！”

见我爹这样，陈医生说：“有些检查必须做，你的病情比较重，如果不及时治疗是很危险的”

我爹看着我：“说不来吧？我有啥病？”

他又看着陈医生：“大夫，要不开点药我回家吃去？！”

陈医生抬起头，看看我：“是这样的，如果你们坚持要走，就在这签个字，说着他把我爹的病历递给我，我十分怀疑医生的老师们是不是都是抗美援朝退伍的老军医教出来的，他的字有点像朝鲜字，我一个也认不出来。

最后一句：“建议住院治疗”几个字写得还算清楚，我认了出来。

陈医生指指这几个字：“你们要走就在下面签几个字，家属不同意住院！”

这个字我不会签，因为连我爹啥病我都没搞清楚，我爹他想签，可他却签不了，因为他不识字，不会签。

我拉住我爹，谢过陈医生，出了诊室。

“来都来了，在医院还是听医生的吧，不检查怎么知道有什么病呢？”我说。

爹不再说什么了，跟着我一路问着住院部，到了心内科病房。

人民医院破旧斑驳的楼道里，充斥着消毒剂和酒精的味道，和着消炎水的怪味让人窒息，病房已经没有床位了，护士拉出一台临时病床，放在走道里。她说明天就会有病人出院，让我爹今晚先在走道里住一晚上。没过一会，开了一张费用单，让我先交费，说是预交一千元。

我心里最急于想知道的是爹到底是什么病，为什么医生会强列要求住院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