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仁知道。关于华西村的问题，主流媒体对他的报道讳莫如深，即使报道，也仅从吴仁宝如何能干，村子多么富有之类的角度宣传。而对于其背后深层次的东西无人敢触及。仅从这一点来看，改革开放后，言论自由并没有多大改观，反而是倒退了。

郝仁问：“那华为呢，它可是民营企业，怎么和公有制扯上关系了？”

周安邦说：“是它的企业制度和利益分配模式，非常值得学习。华为自2万元起家，二十几年快速发展，如今业务已遍布全球，成为世界通信行业的巨头，照此下去，不出几年，它会成为世界最大的通信企业。要知道，在这一领域一直是西方处于垄断地位，倒退到二十几年前，我们只能望其项背。但是今天以华为为代表，开始领导世界潮流。它每年拿出营收的10%用于研发投入，每年累计100亿元。我个人认为，中国真正意义上的跨国企业，唯有华为。华为的成功不仅在于它的经营管理研发投入和领导者的能力，更重要的是它的股权模式。在华为任正非的股份只占到了华为的1.42%，其余大约98.56%归员工所有。你说，这种结构还算是私营企业吗？从西方观察者角度看，华为的股权结构奇特而难以捉摸，让他们根本无法理解。以至于纷纷猜测任正非这么做是否和他的军方和***背景有关系。其实，在私有化的资本主义国家不可能有那个资本家把自己的财富分给他的员工，如果这样做的话，不是精神病，就是傻子。所以他们永远不会明白任正非的所为。正是任正非的胸怀和眼光，正是由于华为的利益分配制度，将员工和企业的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并迸发出无穷的干劲儿和创造力，才使得华为迅速成长为以科技创新领先的电信业巨头。有人指责华为员工工作强度大，可他们不知道，这是员工自发的行为，他是在为自己为企业拼命，绝不等同于那些压榨员工的血汗企业。所以，我觉得，华为和华西村的做法恰恰解决了社会主义国家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问题，找到了公有制在实践中的实现形式。那就是个人所有制与公有制的对接，个人利益与整体利益的对接。真的要感谢任正非吴仁宝，中华民族天下为公的思想在他们身上传承了下来，在这个人利益至上的滚滚洪流中，就像一盏灯塔，照亮了雾霾的天空。我这段时间经常想，如果中国企业都能走农村走华为华西村的道路，那么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会充分发挥出来，会有无数个华为华西村出现在东方大地上，把资本主义远远甩在后面，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说到这里，他遥望前方，神色庄严，充满渴望。

郝仁被周安邦的一番慷慨陈词打动了，他也在问自己，你下海到底是为了什么，就为了钱吗。可是要那多钱有用吗？想盖茨他们那样搞慈善，那为什么一开始不把手里的财富给予你的员工，每一个企业，每一个地方都这样做，人人受益，哪里还有那么多贫穷落后者，还用得着搞所谓的慈善吗。在郝仁看来，所谓慈善只是有钱为了给自己赢得更大利益和逃避税收而搞的遮羞布。在归和集团，郝仁也曾想推广华为模式，甚至更彻底，但遭到了三叔和李莺的坚决反对。有时候，郝仁干着干着都没了动力。他感觉自己这些年太小我了。

可是对于周安邦的所思，郝仁很是担心，如果仅是作为观点理论讨论讨论也不为过，但要实践那可困难重重。于是问周安邦：“你是不是准备要把这些想法在宸都付诸实施？”

周安邦坚定的点点头：“对。就从宸都电器厂和章淮市抓起。说到国企和集体企业，自改革以来，它们是重点观照的对象，但是最后的结果却是破产倒闭。难道这就是国企改革的目的和意义？国企改革是国企自身的纠正、完善、壮大，而不是革命。不少人认为国企集体企业机制僵化，不适应市场经济。难道这就是破产倒闭的理由？私营民营企业倒是灵活，可每年有多少关门的？多的去了。另外，国有企业负担重，企业办社会就是一笔大开支。民营企业有吗？我还是说，公有制没有错，国企集体企业也没错，关键是要立足公有制，与市场经济对接起来，适应形势需要。可是我们一上来就下了结论，或者根本就没有向着个方向努力。国家后来提出抓大放小，我也有看法。中小企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就业纳税解决人们日常生活必须保持社会稳定的重要力量。怎么说扔就扔了呢？这样下去不行。对于宸都电器厂，我的观点很明确，停止破产，恢复生产，改革机制，发展壮大。章淮市的农村改革同样要加强和壮大集体经济，把农民单打独斗的现状扭转过来。探索出一条适合宸都自身实际的公有制实现形式的道路来。”

两个人开怀畅谈，不知不觉已是中午。

离开真如禅寺时，周安邦问郝仁：“你怎么回？”

郝仁反问：“你呢？”

周安邦说：“这地方也没有出租车，我看咱俩步行一段路，到市郊坐公交回去吧。”

路上，郝仁突然问了一句：“你对商鞅和王安石怎么看？”

周安邦先是一愣，随即指着郝仁笑骂道：“你小子，想试探我？”然后面色凝重地说：“我宁做商鞅车裂而死，也不做王安石苟活。”

郝仁大惊：“为什么？”

周安邦平淡地说：“商鞅死的很悲壮，但换来了秦国的强大，最后统一六国。王安石退避三舍，变法中途而废，最后是北宋的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