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好，C没有让我等太久。第二天全市大街小巷便传遍了市委书记在日本人的高尔夫球场发生意外，摔成重伤抢救无效死亡的消息。
与民间几近沸腾的议论相对应的，是市委市政府大小官员的集体沉默。作为曾经体制内的一员，我太清楚他们此时的心态了，一把手非正常死亡，权力出现真空，谁表态，怎么表态，这是极其敏感的政治问题，不开几天会议是定不下来的。即使定下来，怎么措辞，怎么公布，还需要宣传部门花心思研究。
正当我幸灾乐祸时，放在桌上的手机突然响起，我拿起一看，是一串陌生的号码，很象某个公用电话的座机号。我的第一感觉是大铁打过来的，赶紧整理一下情绪，按下接听键。几秒钟后，里面传来一个声音：九哥，我是小东，你现在说话方便吗？
我大脑飞速旋转，小东很少给我打电话，而且从来没用过座机。我赶紧问他：你现在在哪儿？他犹豫了一下，压低声音说：我在一个公共电话间。看来我的猜测是对的，同时一种不祥的直觉涌上心头。
离开县城几个月，这是我第一次回来看兰姨。与我走时不一样的，是店里多了个相貌甜美的女孩。兰姨正与女孩在门口结款台按计算器对帐，我推开门轻轻喊了她一声。她回过头，喜悦瞬间写满脸上：达天，你怎么回来了，也不提前打个电话！她嗔怪地拉起我的手，热情地向我介绍帮她算帐的女孩是她女儿。看我有点惊讶，女孩倒蛮大方地向我微笑致意。兰姨说小兰刚从学校回来，正准备去山区支教，临走前这几天一直在店里帮她的忙。我赞许地冲小兰点头：真羡慕你们这些有社会责任感的大学生。小兰嫣然一笑，落落大方地对我说：没你说的那么高尚，其实我就想帮到一点山区孩子，同时也锻炼提升一下自己的社会实践能力。小兰的回答我很满意，比起现在动不动就把支教吹嘘成给山区孩子带去光明，带去理想，带去希望的某些好高骛远的年轻人，她的想法无疑更淳朴和真实。
聊到中午，兰姨便亲自下厨给我做饭，小兰也去帮忙，我则临时帮她们看店。一些老顾客来买东西，看到我回来并没有太多意外，大多寒暄一两句便离开了。我随手翻看小兰放在收款台上的书，竟是一本路遥文集。我皱起了眉，对于读历史的小兰来说，读点文学作品再正常不过，只是我不知道她是否了解作家本人的历史。由于高层出于维护体制和颜面的某种考虑，某些当过革委会副主任，崇拜《青年近卫军》的人却被无数人奉为文坛大师。只是他死得早，没有机会像那位虚伪的余大师一样，用满嘴仁义道德和主旋律来掩饰自己文化大**写手的历史。
这时小兰走出来叫我进屋吃饭，看到我在翻桌上的书，她不好意思地笑笑：你也喜欢小说？我未置可否地合上书：看过一些，不过更喜欢古典文学和西方著作。她略显惊讶：为什么不喜欢近现代作品？我正了正镜框：个人以为文学离政治越远，离生活越近。他愣了一下，上下打量着我：你的话听起来似乎有点道理。
吃完饭，趁着小兰收拾碗筷的空档，兰姨又一次拿出一个信封塞给我：这是一万块钱，你先拿着，再有半年时间我就赚够兑店的本钱了。我笑着告诉兰姨我可不是来要帐的。她连声说当然知道，你们当初能信得着我已经很感激，现在有能力还钱当然要还。我没有再坚持，只是轻描淡写告诉她，大铁当初到市里开店确实问小东借了些钱。兰姨听后更坚决地要我把钱还给大铁。离开兰姨家的时候，我特意向小兰询问了她即将去支教的地方和学校名字。
下午，怀揣兰姨还给大铁的一万元钱，我第一次登门大铁的公司。当我推开他二楼的办公室时，正坐在老板椅里抽烟玩游戏的大铁一下子楞住了。他站起来，结结巴巴地说：老九，你，你怎么来了？我轻轻关上门，一脸凝重地坐到他对面。他递给我一根烟，我点上狠狠吸了两口。他有些紧张地看着我：出什么事了？我看着他：许静波正在调查你，今天一早就找小东询问你的情况。他长出一口气，白了我一眼：我当什么事，这不是咱们早就预料到的吗？看他能查出个球！
我弹了弹烟灰，不情愿地告诉他：警察一直在追问你哪来的资金在市里开得起公司。大铁眼睛亮了一下，转身坐回老板椅：当初幸亏你让我问小东借了钱，还打了欠条。我说我现在担心的不是这次会被他们查到什么，是担心他们把上次的事与这次的并案到一起，那会比较麻烦。大铁也严肃起来：老九，这次我们是通过正规的中介公司承揽小日本的业务，我这样的小老板现场指挥工人干活再正常不过。当时我换着班挨个用球场的电瓶车，就那一辆球童说啥不让动，我一寻思就是给C专门准备的，趁他们不注意动了手脚，事后检查也只能查出制动系统失灵，查不出人为破坏的痕迹。
我把兰姨给我的钱交给大铁，他一脸不满：不是早说好不要了吗？我告诉他不管怎样，咱们不能把兰姨和小东牵扯进来，警察调查完小东，下一个可能就是兰姨。大铁沉默了一会儿，问我：那你今天来找我也是故意的了？我点点头：很快就会短兵相接，与其刻意回避，不如自然接招儿。
第二天，市政府的官方网站上终于发布了市委书记视察外资企业，发生意外，因公殉职的消息。意外，我玩味着这两个字眼儿，但愿这也是许静波的最终结论。
二十、逆转
据说C的追悼会很隆重，市长亲致悼词，上级的一些领导也莅临参加，还有一些军方人士，毕竟C的丈人是军头。在中国历来崇尚盖棺定论，活人对死者从来不会吝惜溢美之词。这不，市里各大媒体都在高调宣传C怎样高风亮节，怎样忠于事业，怎样心系老姓，怎样公而忘私，以至于因公徇职死在工作第一线等等。我相信市长在满含热泪致悼词的同时，心里不定多么高兴。按照官场惯例，他终于有机会问鼎一把，填补权力真空，对于他来说欢喜远大于悲痛。
当然，真正悲痛的官员也大有人在，一朝天子一朝臣的俗语再次应验，原本与C走得很近的一些官员，悲痛之余立马调转风向，开始寻找新靠山。人们都说商场上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其实官场上也没有永远的忠诚，更多的只是自私和自保。
许静波无疑是众多真正悲痛官员中最悲痛的一个，市公安局局长再有两年退休，明年很可能调到政法委退居二线。凭他与C的关系，原本有极大把握坐上局长宝座，可C的突然死亡，似乎给他光明灿烂的前程蒙上一层未知阴影。毕竟市委书记就死在他眼皮子底下，某种角度上他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虽然他发疯一样把三井的会馆和球场内外查了个底朝天，可仍然查不出电瓶车制动失控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