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有任何罪过，请把它归结我这个制度
——题记
引子
我是个律师，工作中有一个习惯，那就是把自己办理过的案件记录下来。随着“律龄”的增长，我对这种记录兴趣越来越大。我为好人伸张正义，也为坏人辩护开脱，每个案件都是一个精彩的故事。有人说法庭是个舞台，每天上演着人间的悲喜剧，只是角色固定，原告、被告、法官、律师，而故事也是已经发生了的事实。我常常在工作之余，翻阅我的《记录簿》,觉得与这些活生生的案例相比，文学家编造的任何故事都不值得一提。比如，我在电脑上敲下这几行文字之前，有一个人上门来咨询我。他好像有点腼腆，说，“律师，我想问一下，离婚的条件是什么？”我说，“你结婚了吗？”，他说，“结了”。我说，“那就够条件了”。他摇摇头又说，“我不能离，这婚不能离”。
我说，“感情这事嘛不能勉强，古语说得好，强扭的瓜不甜，与其两人痛苦，还不如分手了之。”
我想极力劝他离婚，他不离婚，我挣什么钱？我就靠这个吃饭的啊！
我说，“我们中国人有个观念，宁拆十座庙，不拆一个家，其实离婚是生活的另一个起点，美好的生活重新开始，把两个没有感情的人绑在一起，日夜煎熬，那太痛苦了。”。为了增加说服力，我引用了一句名人名言，“恩格斯说过，没有感情的婚姻是不道德的”。这是我的工作方式，我喜欢用一些名人的言论，增强我的说服力，那样好像我很有文化，而有些人认就这点。
赤裸裸劝人家离婚，有点太露骨了，我又说，“当然，各个家庭的情况不一，比如感情、孩子，财产等”
。他依然无动于衷。
我有些急了，“长痛不如短痛，分手了，我们还是朋友”。话说完，我意识到自己有点过分，为了揽到一个案子也太不要脸了吧！可是，我又不得不承认，律师这一职业是不讲良心道德的，他们的眼里只有法律。因为，人性贪婪，人性本恶。用规范的法律约束人的行为，才而能建立一种稳定的社会秩序，这种令人不喜欢的职业——律师，却又有他非常伟大之处：对抗公权。防止政府对民众的私人权利任意贼踏。“对民众来说，最大威胁来自政府的政策与税收，而不是街头的那些劫犯。”——这是谁说的呢？想不起来了。
看着他面无表情，我问他，“您来咨询我离婚，但又不愿意离，这就说你有顾虑，你也可以冷静思考一下：离还是不离，这的确是个问题”。我变相引用了莎士比亚的名言：生还是死，这是个问题。
他抬起头看着我说，“我还是不能离？”
“为什么呢？孩子小，房子不好分割，还是另有隐情”，我必须弄清他不离的原因。我突然想起来了，这家伙是不是那方面不行，或者他老婆是性冷淡。
我委婉地说，“*生活在夫妻关系中也非常重要”。
我说，“有个专家做过一个调查，在财产、孩子、性三个要素在夫妻关系的重要性中，性的比重占到50%，甚至超过了孩子的重要性”。我在瞎编。
“当然，这是西方学者的观点，不一定适合我们东方人的价值观念”，我补充说。
他仍然一副无动于衷的样子，我有点急了。
“那你能不能告诉我，你为什么要离，为什么又不离？”
他腾地一下从沙发上站起来，“我愿意和她离，但她离了要嫁给我爸，她由老婆变成了娘，我儿子要叫爷爷为爸爸，我以后还怎么样见人?”.
我承认，做律师多年，经历奇案无数，他的话还是让我非常吃惊！一时不知道说什么。但是瞬间，我就恢复了平静，常年的法庭实战，早让我炼就了临危不惧的心理。
我站起来，绕开办公桌，走到他跟前，双手扶着他的肩，又把他按下去。两眼盯着他的双眼说，“冷静点，相信我一定能够帮助你的，你把事情的经过告诉我？”
我坐在沙发前的小凳上，耐心地听他说。原来，他母亲去世早，他常年在外打工，一年也回去不了几天，慢慢地，老婆和自己的老爸好上了。这个事情，现在村里人基本都知道，是一种半公开状态。他老婆也说了，坚决不离，就是离了的话，她也不走，儿子才5岁，她无地无房，没有去处不说，这几年丈夫在外，公公对她非常体贴，为了生存，她别无选择。
送他走后，我赶紧把这个案件记录下来。在这个阳光明媚的上午，我有短暂的空闲时间。写完后，我慢慢地翻看着前面的案例，每一个案件清晰再现。只是由于时间的关系，这些案件记录的比较装简单。我决心把这些案件重新写一遍，就当我人生的一批财富吧！
从哪个案子入手呢？
就从我独立执业，办理的第一起交通事故案件写起吧！
凌晨六点半的车祸
很多人可能不以为然，交通肇事案件有什么好办的？但我始终认为，世上只有平庸的律师，没有平庸的案件。那个案子，我把一个案子打成三个案子，为委托人争回总计70万元的赔偿。按照和委托人的协议，我提取了百分之十的律师费，我用这个钱一次性为自己交了两年的房贷按揭。现在，七万元对我已经不是一个多大数字，但对当年的我来说，真是个天文数字。那之前，做实习律师的我一个月工资才两千元。七万元我得挣三年啊！
两千元的工资，只够养活自己，还要每月交300元的社保，900元的房贷，要不是在办案中从当事人处索要一点交通费，通信费，日子都过不下。
时间倒退到2008年，那一年有两件事情让我记忆犹新。一件是蔓延全球的金融危机；一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的实施。金融危机使很多企业倒闭，工人失业，《劳动合同法》的实施，又让工人的维权意识空前加强。我们每天处理着成堆成堆的劳动争议案件。
那一天，我正在忙着和一个企业的工人谈打包处理他们劳动争议的案件。那是一个生产玩具的韩国企业，向海外出口的合同停止后，老板跑回来韩国，工厂倒闭。工人说委托我们讨要工资与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条件是要回来的这些报酬30%归我们。几百个工人，应该说回报非常丰厚，但是我们才不没那么傻呢！那个企业已经人去楼空，厂房和土地都是政府无偿租赁给他们的，也就是说不是企业财产，就算将来你打赢了官司，又没有可执行的财产，官司还不是白打了？白打与不白打，律师的费用照样要收。我们说每个工人收1000元的律师费用，这样我们也能收20多万元，只要我们把协议签订好，将来钱要不来，不是律师的错。我们可以保证打赢官司，但不保证要回钱。
我想得很美，工人就算把价出到500我都愿意干，这样的案子办起来很容易，办一个和办十个一样，找几实习律师算算，到仲裁那里走走程序就行。但我想错了，工人比我们精，他们说可以，从赢回来的费用里扣除，一句话，就是不出钱。后来我们把费用降到400元，他们还是不愿意。我不愿意干了，生气地对他们说，“你们另请高明吧”。从内心里讲，我是非常同情工人的，但是又非常讨厌他们。他们总是不想掏钱还要请律师，收到钱后又不愿意付律师费，要么干脆跑掉，你连人也找不到。现在，我早已不办理劳动争议的案件，有些推不掉的，转手给年轻律师去做。老板委托我们，是要千方百计地坑工人，帮他们设计合同，逃避责任，这无可厚非，拿人钱财，替人消灾。工人不一样，即想要钱，又不愿意付律师。经验告诉我，人的道德与财富没有关系，有钱的并非为富不仁，没钱的也不见得纯洁高尚。前年我为一个残疾人打回来一栋海边的别墅，光拆迁费就有900万元，但他欠着我的3万元律师费就是不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