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民是全世界适应能力最强的农民，有鉴于盗墓贼的猖獗，xx乡也形成了良好的武术传统，但凡不肺痨不残废的男性，都会打小找个乡里的师父习武，练点拳脚什么的。

铁军他爹没给他找师父，一来，家里三个男娃，收入只够糊住几张嘴，二来，铁军他二叔就是乡里教长拳数得着的武师，打武武j特种部队退下来的，第三，家里三个男孩，铁军是老大，而且脑子最灵光，家人更希望他出去念书。

据说铁军上学前身子骨很瘦弱，他二叔就给想了个法子让他锻炼身体，找来头刚出生没多久的水牛犊子，让他从田埂里抱到大路上，然后水牛犊子越长越大，铁军的力气也越来越大，身子骨也变得健壮起来，终于，在初中毕业时，他已经能抱起一头成年水牛了。

这事是有次打完架喝酒日白时铁军跟我们讲的，当时他一脚把对方用来挡胸的粗铁棍踹弯了，大家都夸他力气大。

后来我从书上得知这是个老段子，但没好意思当面问他——他是个武松似的极好面子的人，所以，当年的小铁军到底有没有抱过水牛，我们就不得而知了，因为据我所知，一头成年水牛，少说也有五百公斤重。

当然，这话也并非完全没有可信度，因为铁军一身的腱子肉，用力凸出时跟小铁块似的，唯独个子不高，在十几个兄弟中间也就比武群和彭健高点，还不如我和黑皮，要知道，他爹可是一米八五的大个儿，他俩个弟弟和二叔也没有下一米八的，没准就是发育期抱牛给压的。

无论如何，铁军的力气之大还是大家公认的，以前黑皮在他爹铺子里当小工修车时，铁军就常常跑去显摆，说自己能抬起帕萨特的小轿车，虽然最后没抬起来，但多一个修车师傅帮手，就能抬起来，而根据黑皮的经验，他们六七个修车师傅合力才抬得起来。

落座后，铁军还没动筷子，就先要了瓶枝江大曲（我们当地的名酒），这是他的习惯，没夹菜就得先来几杯白酒垫底，用他的说法，叫“涮胃”。我和武群都已经多年不喝酒了，不过几兄弟难得聚一回，也就各自陪他闷了一杯。其实铁军的酒量并不算很好，比不上武群，也比不上黑皮，但他这人忒实在，无论喝酒还是打架，作风都一样，干净利落，至倒方休。

酒过三巡，大家都有了几分醉意，倒是铁军酒意最重，半真半假地唠叨了些不如意之类的话，我们都小心翼翼地没提豁风的名字，因为大家都知道，豁风和铁军他老婆当年那点事儿，因为那事，他才跟豁风翻脸，老死不相往来。

7.

开了第五瓶枝江大曲时，一直碎碎念些鸡毛蒜皮的事儿的铁军突然话锋一转，主动提到了豁风。

“我知道豁风死了，你们几个是赶回来扫墓的。”

听了这话，我们几个都面面相觑，不知怎么接。

“没关系，”铁军眼白里泛出了红色，瞪大了眼睛道：“我知道你们这些年都从来不跟我提他，我本来也不想提他。”

“你是怎么知道的？”黑皮疑惑地问，今晚的酒局，他只跟铁军说是为我和武群接风，却没说明缘由。

“小武，你是兄弟伙（J市方言，兄弟们的意思）里脑子最灵活的，向来最有主意，你来猜猜看，我是怎么知道的，”铁军上学迟，比我们都大上一两岁，所以称呼我和武群以及以前的彭健都叫小周、小武和小彭。

这样的场景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后期，几乎每周都会在我们这十几个人之间出现一两次，无论打架、做业务还是抢地盘，都会搞个例会，而最后拿主意拍板的，多数时候都是武群。

“是不是你狱友告诉你的？”武群沉思片刻，有了答案。

铁军赞许地点点头，我知道他入狱那几年，认识了些“吃货”（J市方言，吸丨毒丨的意思）的狱友，后来豁风染上了毒瘾，连吃带背（意思是又吸丨毒丨又从边境贩毒），也和这些人有联系，他的消息，也往往是通过这些人才传到我们耳朵里。

“豁风这个逼啊，我第一次见他的时候就说了，不是个东西，”铁军看起来有些激动，不停地拍着桌子，引得服务员频频行注目礼，“他死了，死得好，早就该死！”

从理性上说，铁军的话似乎无懈可击，回想起来，豁风这辈子似乎没做过一件好事，说“作恶多端”可能有点过，但“多行不义”还是称得上的，最后“必自毙”似乎也应该。

但从感情上，我们又不太能接受这样的说法，毕竟都是曾经一起出生入死的兄弟。

“算啦，不恨他了，怎么说也兄弟一场，人都死了……”说到这儿，铁军突然闭上眼，眼角和眉头拧巴着，恨恨地淌出了些亮晶晶的东西，随即，反手抹了一下。

得知豁风的死讯的这半个多月里，我没怎么伤感过，武群没伤感过，就连向来心软、第一个去扫墓的黑皮也没伤感过，反倒是一直以来和豁风关系最僵、又铁骨铮铮的硬汉的铁军先感伤起来。

那天晚上，我们一共开了十来瓶枝江大曲，个个都一时哭一时笑的，鼻涕眼泪一把抓，连酒量最好的武群也去厕所吐了两次，最后瘫倒在桌子下面，到最后还是黑皮的爱人带着铺子里的师傅才把我们几个扛回去。

武、韩、许三人都是不折不扣的酒鬼，我呢，也算是半个，我们这些人搅在一起的酒局没有一千也有八百了，但印象中，除了九六年豁风他老娘四十大寿那晚，再也没有一次喝得这么疯、这么彻底、这么尽兴了。

8.

我们这帮人的故事实在太多，以至于以我捉襟见肘的叙事能力，常常感到千头万绪，不知从何说起，所以，我还是老老实实地从开头说起吧。

开头是个夏天，公元1995年的夏天，那会儿我15岁，刚考入J市最好的一所省重点高中——J市中学，进了年级里唯一的农村班。

所谓农村班，是在招考时生源主要来自J市下属的县级市及农村地区，由于农村生源勤奋、能吃苦，学业水平普遍较高，所以相比于其他班有更好的学风和平均成绩。

进班时，我的中考成绩在班里排第二。

对城里的学生来说，要进农村班的难度不亚于考个名牌大学，而进了农村班的学生，不出意外，都能至少在高考后顺利地混个一本。我在市卫生局当领导的姨妈觉得这是个长脸的事，于是特意办了个酒席，请了一些同僚、亲友吃酒，我被逼着参加了酒席，并挨着桌敬酒。

敬到其中一桌时，一个看起来颇为殷勤的白胖中年妇女热情地拉着姨妈的手，嘴里抹了蜜一样地夸我如何如何了不起，仿佛对我的情况比我姨妈还熟。就在我硬着头皮咽下一杯兑了水的“白酒”并准备转到下一桌时，白胖中年妇女突然攥住了我的手，指着她身边的一个男孩对我说：

“小周，这是我儿子刘宏业，他跟你一个班！”

我出于礼貌，点了点头，硬挤出笑容，看一眼那个刘浩，瘦、矮、黑，却面无表情，戴上帽子就是个冷峻版的宋小宝（演小品《相亲》的那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