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灵魂史其实就是一部社会史。

——法：巴尔扎克

世界的条条道路，其中一条跟随你。权力就在大地的所有记号上。

——法：圣•琼•佩斯

1986年的那个夏天，与往年的夏天相比，事实上并没有什么不同，但对于南方大学机械动力系的学生邓一群来说，却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这是决定他命运的一年，也是从此决定他人生走向的一年。

他快毕业了，但未来如何他心里还没有底。他到了人生当中又一个非常重要的关口。就在他于这个地处南方比较著名的高校读书的四年里，外面的世界正在发生着许许多多的变化。这种变化看上去也许并不明显，尤其是思想理论界还在不停地进行争论，然而正是这种不明显，决定了它的多变和莫测。整个中国社会都在国门的渐开中，小心地摸索着前进。一切都具有不可预料性，谁也不知道它将来会是一副什么样子。新的旧的，好的坏的，保守落后与先锋进步等等矛盾相互纠缠，冲突、碰撞，各种势力在交锋，明争暗斗。而巨大的社会就在这各种矛盾的冲突与交锋中向前推进（虽然有些缓慢，但它的确在朝前运动）。让邓一群感觉到的，一方面是校园里的平静安宁，一方面却是外面的多端变化（无论是社会经济还是政治生活）。这是一个全然不同的，存在巨大矛盾与级差的社会的两个方面，就像一枚钱币的正反两面。所有这些，对像邓一群这样的一个年轻学生来说，要他一下子跨入进去，并且马上适应它，的确是比较困难的。它对他（们）是严峻的。

四年前当邓一群考取这所大学的时候，他就已经知道自己的命运发生了怎样重大的变化：他获得了人生中通向另一个阶级（干部阶级）的通行证。从此，他走上了一条前程光明的坦途。他已经获得了和自己过去的出身挥手告别的权力（权利）。他是贫穷落后乡村里的一名佼佼者。就像村里的那些老人说的，他出人头地了。他跃入了龙门。他已经从一个农民的孩子，变成了一个将拥有高等学历的国家干部。但是，他没有想到，他获得的仅仅是人生当中的第一张通行证。他面临的东西还很多。现在，他即将毕业，而面前的这条路怎么走，让他再次感受到阶级出身的悲哀。

那个夏天，彻底地改变了邓一群的人生轨迹，这是他自己事先一点也不曾想到的。在那个夏天里，他没有像别的同学那样，拿到派遣证就急急匆匆地往回赶。因为他没有那种行将踏入社会的欣喜。相反，他内心里充满了一种悲哀。他想，反正等待他的结果只会是一种，所以，他宁愿在校园里多泡一泡。四年的学校生活让他产生了很多厌恶情绪，但在临离开的时候，心里又产生了一种眷念——单纯的学生生活马上就要结束了，作为所谓骄子的生涯美梦不再。它虽然刻板，但却美好。这种眷念应该是毕业几年以后才会有的，但他提早产生了。 

他认为这不是一种好的眷念。

在那个夏天的校园里，邓一群满腹的心事，他很不痛快。他高兴不起来。与他的愿望相比，他内心里感到一种强烈的失落。

邓一群一直是个用功的好学生，四年的大学生活，在校方，他担任过学校的宣传干部、校报的特约通讯员；在民间，他是同乡联谊会的副秘书长。他的表现得到一些老师的积极认同，特别是班主任，看中了他表现的那份诚恳，积极推荐他，校方甚至有意考虑让他将来留校。但随着毕业日子的临近，美梦被击破了——留校的名额极少，已经内定了，而内定的名单里没有他。

他将面临着被分配回到老家的县里去。他当然并不介意被分回到老家去，如果有一个理想的岗位的话也是不错的。他想：以自己的表现，进机关应当是不成问题的，学校也许是因为当初有过让他留校的念头，所以，对他的评语写得很好。但是，事情的结果与自己的愿望大相径庭，他感觉仿佛突然被人浇了一头凉水。

在四月份县人事局召开的会议上，他已被初步确定分配在县里的农业机械厂。那次参加会议的本县毕业生竟然多达六七十人，他们大部分是县城出身的，而且毕业于县中。男男女女，意气风发。他在那群人里很不起眼，四年的大学生活，他还保持着一个农村出身的学生的样子，蓝色的学生衣着，黑瘦的脸，戴一副价值低廉的老式黑框眼镜。他性格是本分老实的，甚至还有点胆怯——对一切有权势有力量的东西保持一种敬畏。这是他从父母身上遗传来的。

邓一群所学的专业应该说是绝对的专业——金属机械热处理。但在当前社会分工还很粗拉的情况下，这样的专业就显得无关紧要了。兽医学专业也可以从事文秘、档案什么的。热处理专业也可以做一名税务或检察干部。当初考大学时，他根本没有好好想过专业这个问题，只要能考进去，哪怕是个中等专业学校，他也是喜欢的。所以，填志愿时他只是听从了老师的意见。老师的话总是对的。考进学校就不必再像哥哥姐姐们一样当农民了，就能登记上城市户口，就能吃上国家供应的粮食。

在那次会议上，意向里有不少毕业生将进入县委、政府及各个直属局，很少有进企业的。而且，事实上有几个将分配在市里。八十年代中期的大学生还是比较紧俏的。邓一群也想进机关。县里面有农业机械局，邓一群想如果进不了县政府或县委机关，进政府直属的机械局也很好，但会上那个姓朱的胖局长却和蔼地对他说，下面有个机械厂缺少他这样的人才（一机厂或二机厂随他挑选），而他这样的年轻人应该先到下面去锻炼，将来肯定是能大有作为的。那话里虚假的温度让他感到特别的心寒。他知道，事情的实质并不取决于他是一个什么“人才”，而是他没有任何后台和背景。

他家里的人对他的分配并不抱奢望。家里人正为他能分回县里工作而感到高兴呢。乡亲们看他的眼神都是很羡慕的。在那个村里几十年才出了他这么一位大学生。邓家祖辈都是农民，现在却终于有了他这么一位吃国家商品粮的，怎么能不让家里人感到骄傲呢。邓一群感到自己和家人的隔膜，他们不会理解的。他的烦恼他们永远也不能理解，因为他们是农民，没有接受过好的文化教育。“人生识字糊涂始”，而他们是没有这种糊涂的感叹的。这就是一种他们之间的差别和距离，他想。

回到村里的那个晚上，一家人围坐在哥哥家的那张圆桌上，面对着一盏油灯，大家都有点兴奋地讨论邓一群回来的问题（除了他本人）。他们企盼他回来，因为他是全家人的一张王牌。他就是家里人的一张光荣而巨大的脸面。他是全家人精神上的强大支柱。

尽管作为一个青年学生的邓一群当时的见识和阅历是有限的，但是他仍然强烈地感受到故乡（四年的大学生活，他已经从心里把这里称作故乡，而不是家乡）与外面世界的巨大反差。这里差不多是苏北大平原上最贫困的地方，偏僻、落后，几十年面貌不变。这里的老百姓，混沌愚昧，不知天高地厚，有时相当自卑，有时又妄自尊大。年轻的邓一群不想再回到这个地方来，如果能分配到县政府机关，他当然非常高兴，但分配到一个小小的企业，他在情感上却是不能接受的。既然别人能分到机关，为什么他不能够呢？虽然他没有后台，但他认为自己在本质上同别的同学是一样的，他不能不比较。

村子里静得很，连一声狗叫也听不到。一轮月亮静静地、清冷地挂在屋外的天空上。屋里则是另一种气氛，热烈而温暖。他毕业回来，家里人的腰杆子就自觉硬了一些。

“我中午看到了村长，喝了酒，脸红红的，就像一张熏烧猪屁股。过去他架子大得像天哩，可这回不知触着什么筋了，冲我点头一笑，可我没理他。”大姐邓玉梅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