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鸣失踪了，是在帝豪被查的当天晚上失踪的。不过和张志宏的“被失踪”不一样，小鸣是自己跑路的。

可惜胖头鱼此打来的这个电话，显然有点不是时候，此时的我，正被琳琳的事搞得心乱如麻、自顾不暇，实在没有太多心情陪他一起唏嘘感慨，匆匆聊了几句便放下电话，找老钱请假赶回支队。

琳琳病了，白血病，是几天前在石水医院做体检时查出来的。半小时前，听着琳琳在电话那头泣不成声地求我回去，求我不要丢下她，告诉我她不想死，还想象以前一样躺在我怀里撒娇耍赖时，自己的心似乎也跟着被一点点地撕裂、破碎。

回去的路上，相信我的脸色一定很吓人，吓得那个私家车司机几乎都不敢和我搭讪，直到最后才小心翼翼地说了句：“同志，到了。”

在支队和另外两个值勤点的老乡那里，我大概搜到了3000多块钱，回来后便拎着两条红塔山，去找老钱批探亲假。开始，老钱不同意，说“中队探亲的名额满了，你等有人回来后再走吧。”

“我马上得走，女朋友病得很厉害，这是家里来的信。”我向老钱递上信封。其实里面装的是啥，大家都心知肚明，可中国的官吏就这样，明明是做婊子的，却总希望被别人当成邓玉娇。

老钱接过信封，看都不用看就放进口袋，点起我敬的烟，“既然是这个特殊情况，那就先走吧，我回头叫文书给你去支队批下。不过30号以前必须回来，听见没有？”

假期，路费都有了，可给琳琳看病的钱却依然没有着落。10几20万的医疗费，不是我不去想它就会自动解决的。

父亲？他那里生意刚起步，资金周转本来就困难，即便抽出个1、2万给我也不过是杯水车薪。母亲和姐姐？肯不肯的先不说，至少也得有这笔钱啊。森哥？听胖头鱼的口气，这几天他自己也是焦头烂额的，就别给他添堵了，更何况，谁也没有义务一直帮谁……

我把自己关进洗手间，将所有可能借钱的亲戚朋友细细想了一遍，却悲哀地发现，竟然没有一个能帮我的。我恨恨地用头撞着墙壁，绝望得想哭，原来自己是如此无用，连给女朋友治病的钱都没有。

抢！当脑海中突然跳出这个字眼时，我自己都被吓了一跳。可这个邪恶的念头一旦产生，瞬间，便在体内生根发芽，滋长蔓延。“抢！抢！抢！”我狠狠地甩了自己一巴掌，用冷水冲了冲头，走出洗手间。

第二天一早，我就离开平遥，前往康都。我将会这里住上一天，因为托人做的假士兵证要到次日中午才能拿到。找到招待所，将自己安顿妥当，我便出门按头晚计划好的方案开始采购。

纱布、医用胶布、透明胶、无色指甲油、两捆绳子、匕首、银行卡……我把摊在床上的东西一样样收进背包，最后一次确定没有遗漏的，然后离开招待所，去约好的地点取货。

假证做得很逼真，我拿自己的士兵证对照了半天，也没有发现破绽。那哥们虽然很是奇怪我明明有真的却还要做假证，但什么也没问，接过钱就走了。一个好奇心太强的人，是做不了这行的。

火车站永远是每个城市最喧闹的地方。满眼望去，到处都拎着大包小包、行迹匆匆的旅人，当然，最多的还是那些身穿价值近百元一套的昂贵西服，脚踏“阿迪皇”“耐克达斯”之类出处可疑的名牌球鞋的民工。时代在变，这个星球上的每个人也在变。和衣着单调、统一的父辈们比起来，今天的“民二代”显然要时尚，也有个性的多。他们中一部分自认为很潮女孩们，已经争相拉直了头发，戴上瑁边眼睛，穿着仿LV或者香奈尔的高跟鞋开始招摇过市。当然，如果没有那双白的晃眼的棉袜的话，我相信她们与那些在高档夜总会上班的小姐没有什么区别了。而那些三句话不离“本帅哥”的男孩们，则纷纷把自己的头发染得五彩缤纷，然后套上大红大紫的铅笔裤子，犹如春哥一般，令人雌雄难辨别。也正是这些帅哥靓女们，每每在街头逛得兴起时，就会你喂我一口串串香，我喂你一口烧饼，来向路人展示下自己的恩爱，或者干脆于人潮涌动处，捉起女友的手，演绎一段《泰坦尼克》号的经典飞翔动作……

“到哪里？”和90年代所有的铁路职工一样，售票员板着苦大仇深的脸冷冷地问了一句，丝毫没有因为我是亲人解放军而流露出哪怕是一丝温暖。

“武汉。”我递上钱，接过票。

康都离武汉很近，只要10多个小时就可以到了。我之所以选择武汉，主要就是因为那里是省会城市，有钱人可能会多点，而且交通便利，当然最关键的还是我会说几句武汉话，可以冒充当地人。出站的时候，我丢掉自己的车票，在地上随手捡了一张，反正只要不是康都到武汉的都不要紧。

半小时后，当体形略显臃肿（冬装里套了棉袄），脸上贴着一大块纱布的我，走进一家四星酒店时，相信即便是琳琳站在面前也未必能一眼认出我来。和预料中的一样，接待小姐只是诧异地打量我脸部一眼，就帮我办好了入住手续。

“搞训练时摔伤了。”我笑着用武汉话解释一句，拿起房卡朝电梯走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