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三分钟里，刘群先向这位母亲说明情况并核对她的身份，把手机交还给她就显得时间有些仓促了，万一交错了人，那岂不是给这家人更加增添了麻烦？

再者说，孩子的父亲告知她情况以后，孩子的母亲明知道孩子不在列车上，到底进不进站来接车，都是两说，如果孩子的母亲不来，自己的手机交给谁呢？

如果说自己和客运值班员办理了站车交接，起码手里有一份客运值班员签字的《客运记录》，首先做好了自保，将来即便这部手机发生什么问题，也和自己没有了直接关系。

其次是交到车站以后，这名母亲就能够到车站遗失物品领取处登记身份证信息等，有充足的时间来领取走这部手机，不存在时间紧张的问题。

铁路客运部门对旅客的遗失品规定是：能判明旅客下车站的交旅客下车站，无法判明旅客下车站的交列车终点站。

现在虽然说儿童旅客是在X站下车的，但是现在下落不明，孩子的母亲在Y站那么就可以交到Y站，并通知失主到Y站领取。

张警长也在不断和X站公丨安丨派出所联系，对这名儿童旅客的事情非常上心，虽然说列车并没有责任，但是毕竟知道了这件事情，对于这种疑似拐卖人口的事情，必须要人人喊打。

X站公丨安丨派出所已经通过公丨安丨处查询到了这名领走孩子的妇女个人信息。在当前这种网络环境下，想要神不知鬼不觉地干一些违法犯罪的勾当，真的越来越难了，或者说成功的机率越来越小了，旅客购票都是实名制，从哪儿上车到哪儿下车，一目了然，遍布于站车的摄像头，让违法犯罪行为无所遁形。

现在车站警方已经和列车乘警取得了联系，列车乘警正在排查中。

X站的派出所所长和张警长说起这件事的时候，对列车长第一时间寻找，并发现孩子不在列车上的行为，充分表示肯定。如果不是刘群第一时间寻找这个孩子，如果对这名单独乘车的儿童旅客不闻不问，拖到了Y站，那么很有可能那名老妇女带着孩子就不太好找了，那名老妇女看样子不像是第一次，而且还能够顺利领走一个10岁大的孩子，证明她有一定的说服能力和亲和力，很有可能是采用了下药的方法让小孩神志不清。

列车到达了Y站，当刘群和张警长正在软卧车厢门口和Y站的客运值班员交接那部手机时，张警长的手机响了。

原来是X站派出所的所长打来的电话，K3xx次列车上的乘警发现了那名老妇女和儿童旅客，并已经采取措施将老妇女控制了起来，而那名儿童旅客已经昏睡了过去。

X站派出所所在的公丨安丨处已经派出了三名刑警在前方W站等待。X站派出所，也已经通知了那名尾号“2250”的父亲，告知他到X铁路公丨安丨处等候，听到这个消息，刘群和张警长等人才放下心来，刘群上车后，使用对讲机向硬座车厢参与寻找的列车员简单通报了情况，这下大家才如获重释。

在列车到达折返站之后，X站派出所又传来了信息：孩子的父亲已经接到了儿童旅客，现在正在X市医院进行检查，孩子没有大碍，只是吸入了一些麻丨醉丨性气体。

而那名老妇女，在X公丨安丨处刑警的讯问下已经交代了准备拐卖儿童的犯罪事实。现在正在对这名老妇女的犯罪性质和罪名进行确认。

老年妇女的说法一会儿一变，刚开始的时候是说看到小男孩儿可爱，想要自己领回家抚养，当成自己的孩子。后来又说准备给同村的一个孤寡老人养，那个孤寡老人膝下没有儿女。

刘群学习过相关的法律知识，这种行为想要定性，那么主要还得看行为人的主观想法是什么，如果说行为人就是想把孩子领回家自己抚养，那么就可能定拐骗儿童罪；

如果说有出卖的目的，想把儿童转卖给他人，那么就可能定拐卖儿童罪；

而如果想领回家后给孩子的父母打电话要赎金，那么就可能会构成绑架罪；

如果说是想把儿童卖到一些摘取器官的场所，那么可能就构成故意伤害罪或者故意杀人罪。这种案件的定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名老年妇女第一次的说辞，和分析她的作案动机以及行为表现。

孩子的父亲给刘群打来了电话，表示感谢。他对刘群说道：“列车长，如果不是您第一时间寻找孩子，想要把他领到餐车乘坐的话，那么在这半个多小时里谁也不会发现孩子已经被带走了，就是您给争取到了宝贵的营救时间。”

因为X站到W站的时间是25分钟，如果在老妇女带着儿童到达W站后出站，那么就会给后面的寻找工作带来很大的不利因素。

孩子的父亲也向刘群认错：“千不该、万不该为了懒省事儿，现在没想到没省成事儿，反而更费事儿了。最关键的是给孩子造成了难以弥补的心灵创伤。”

刘群也没有埋怨这位父亲，只是好言安慰了几句，事情既然已经到了这个地步，埋怨他也没有任何作用了。

在折返站，K18次列车客运乘务员在8号车厢照例召开返乘会。

在讲完了这趟车的工作以后，刘群话风一转，强调起了作业程序上的问题。

他倒是毫不避讳，先从自己的管理方面说了列车长存在的问题。刘群说：“对一些以前我认为无伤大雅的、小而不言地违反作业程序的问题，我也就没有刻意的去要求大家，而是任由大家按照自己日常形成的工作习惯来进行作业，没有及时纠正大家存在的问题，这是我们列车长在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存在着严重的好人主义。

对一些存在的问题隐患并没有全面去杜绝，也没有刨根问底地去探究这些作业程序存在的意义和必要性。感觉对违章行为有看惯了、见多了，见怪不怪的心理在作怪。这是非常严重的，往小里说，这叫好人主义，往大里说，我们列车长这就有些官僚思想了，虽然列车长这个官儿是芝麻绿豆大小的一个小干部。”

7号车厢列车员见刘群这样说，很不好意思地举手示意。

刘群望向他点头后，他才站起来说道：“这不能怨刘车长，是我的工作习惯养成不好，没有严格按照作业程序来作业，就想着省事，一步到位。如果说按照作业程序来投放垃圾，那就需要下车以后，先组织乘降，乘降完毕以后，我再次登车取下垃圾投放，感觉有些费事、费时间。

今天幸好没有酿成大祸，如果说有旅客在车门口，因为我帮扶组织不到位，发生摔倒、崴脚等现象，那问题就严重了。我检讨我的问题，请刘车按照班组制定的考核办法对我进行考核。”

刘群说道：“你先请坐，这个问题我认为是一个共性问题，现在我和大家开诚布公地说，问题的根源在我，但是大家能不能回忆一下，自己在投放垃圾过程中，是不是也是先投放垃圾，再翻回头组织乘降？如果有这种现象的同志，请举一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