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交税的时候,男子要按照五十亩来交,女子要按照二十亩来交,至于你有没有这么多田,朝廷同样不管。
这样无耻的律法,只要人不傻,就得想办法规避。于是很多齐民在户籍黄册上弄巧,有关系的,或虚报年龄,假称疾病;或增损籍状,冒充士族,以此获取士族才享有的特权。
没关系的,也主动或被动抛弃自耕地,投身门阀、世族、官吏和地主家作佃农,只给主人缴纳佃租,不用向国家交税和服役。
这就是所谓的“窃注爵位,盗易年月,增损三状,贸袭万端。或户存而文书已绝,或人在而反死版,停私而云隶役,身强而称六疾,编户齐家,少不如此。”
长此以往,国家的人口和税收变少,民众愈贫,而门阀世族的家资巨富。
检籍的目的,就是清除在户籍上为父祖添注爵位以假冒士族者,查实逃亡、隐籍、托庇、称疾的人户,根据他们的实际情况审定户籍。
这是国家和门阀世族争夺劳动力的战争!
战争要用狠人。
徐佑急调历阳郡太守于忠入京,命他为检籍使,全权负责各州的检籍事务。
于忠心知这是得罪人的差事,有意推辞,可不等他开口,徐佑道:“此次检籍,我欲杀人!你是我的心腹,又从北朝来,在南朝没有顾忌,该杀的,你动手,我善后,等检籍事毕,自有公侯之位酬功!”
话外之意,于忠你是我的人,现在到用你的时候了,你要不听话,和门阀勾勾搭搭,那我也是要杀人的。要是听话,日后封公封侯,有你的荣华富贵。
于忠何等聪明,徐佑这是逼他做纯臣,只忠于太尉的纯臣,他没得选择。
或许,从魏逃到楚,他就失去了选择的权利!
于忠乖乖走马上任,他动了真格,不同于土断时的杀一儆百,而是用严刑酷法,凡敢隐匿不报者,查出户口多五人,田地多占一丈以上,皆弃于市。
前期土断的艰苦工作在这时显出便利来,朝廷其实掌握了大多数的数据,只要再次筛查,就很容易发现违规的人,然后抓一批,杀一批,很快就走上正轨,全面铺陈开来。
不过,反弹也比预料中来的更快,仅仅半个月内,江、扬、湘、荆等地发生三十多起暴力抗法事件,但都因为军方的强势介入而及时平定。
于忠更是带着人马亲自上阵厮杀,肩头中箭仍不后退,尽显胡人的彪悍之气。
一时间,腥风血雨阵阵,闻于忠之名,小儿不敢夜啼。
遇到于忠这种杀人狂魔,武斗不成,那就文斗。
士族们开始用老套路,写文章编歌谣诋毁徐佑,试图给他施加压力。但他们还不明白,徐佑和以前那些改革者都不一样。
他知道正确的路,所以决心不可动摇,他有军队的支持,所以无所畏惧,他身为大宗师,不怕刺杀,他是当代文宗,一篇文章比得过他们写的千百篇。
更重要的是,当今最强大的舆论工具掌握在徐佑的手里,利用国家资源进行轰炸式宣传的时候,那些诋毁造谣,就像是滴入大海的浪花,掀不起半点波澜。
见文斗也不管用,接着开始讲道理了。
庾茂为了刷声望,加上蛰伏太久,静极思动,纠集了数十家不满检籍的士族主动找徐佑讲道理,说检籍释放了大量的佃农、逃奴和流民,门阀世族的土地找不到人耕种,这样下去,照样会造成荒芜,岂不又回到之前的状况,那何必土断,何必检籍?
徐佑正等着他们,为了解决这个让门阀担忧的问题,宣布废黜“封山占水”的陋习,重归秦汉旧制,山林水泽归于国家所有,任何人、任何门第都不许无端占有。
至于以前占有的,酌情退还,今后不得再占。
以此,来扭转“富强者兼岭而占,贫弱者柴薪无托”的困局。
这何止是打脸,简直是把脸踹在地上摩擦。
你嫌地多,人少?
好,我不给你加人,却给你减地。
庾茂等惊呆了,小丑原来是我自己?
这次连顾朱张也受不了了,几位家主还有徐佑的老丈人张籍全都秘密求见,询问徐佑的底线。
徐佑说的很诚恳,道:“家富国贫,何以持久?北魏眼见要从前几年的混乱里缓过气来,我们要是慢一步,就会死无葬身之地。到时候数十万铁蹄南下,国将不国,诸位的家资不过是为元氏暂时保存罢了。”
但他也不能把事情做绝,道:“山泽之禁,自太后始,王公及以下,皆不能免,包括我在内。不过,会依据你们各家的品阶递减,总不会让大家没了饭吃,对不对?”
众人无言以对。
如今徐佑大势已成,土断和检籍用的几乎全是寒门子弟,这些人隐隐崛起朝中,他们的支持固然重要,但已不是不可或缺。
反对不成,那就只能支持,至少跟着徐佑走,经济受损,政治上还能保住地位。
两害相权取其轻吧!
没过多久,徐佑以太后的名义,把皇室占有的十座名山和二十一处湖泽交归国有,再把徐氏在义兴的所有山泽交归国有,只保留了钱塘的三座山两个湖——这还是因为钱塘是翠羽营、枫营、虎钤堂和玄机书院等至关重要的机构所在地,必须保持一定的私密性,才能防止出现安全漏洞。
但仅凭义兴的山泽,就算不如皇室,也是几代人积累的巨额财富,干脆利落的交出来,让所有质疑者都无话可说。
只有身正,才能服众!
其他各门阀世族也参照徐氏的标准,按照官阶和爵位,依次递减交归国有的山泽数量。
再经过统一调度,把这些山泽间的肥沃良田分给贫苦百姓,成立农业协作社,由当地州府提供农具和粮种,鼓励百姓互帮互助,并免去前三年的赋税,力争不让这些好不容易从佃农变成自耕农的齐户不再次流失。
但这些措施也只能暂时的治标,不能治本!
要治本,必须改革税法。
纵观历代赋税制,总体特点是:征收的标准由人丁向田亩、资产过渡;征收的方式由实物地租转向货币地租;征收的名目由多种成分转向单一货币;征收时间由不定时发展为定时;农民服役由必须服役发展为可以代役。
从春秋初税亩,刘汉的口赋制,到曹魏户调制,再到均田制和租庸调制,全都是人口和田地同时征税的二元法。
随着时代进步,朝廷发现二元法太加重农民的负担,一旦遇到灾年和重大变故,就会造成大量自耕农破产,然后土地被疯狂兼并,进而影响国家的方方面面。
为了改变这个状况,唐后期的两税法仍然收人头税,但对人口普查力度变弱,宋中期的方田均税法也仍然收人头税,但是把田税向地主阶级倾斜,明中期的一条鞭法,清中期的摊丁入亩,
所有税法的改革,核心内容都是让征税更便捷,百姓负担更轻,让国家更强盛,并逐渐的取消人口税,只征收资产税。
可惜的是,这个过程,延续了整个封建时代,直到摊丁入亩的出现,才在名义上彻底取消了人头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