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艇仪表制造厂是中外合资企业，对于伤亡补助有详细而明确的规定，不会按照中国国情给予额外补偿，也不符合财务制度。况且最麻烦的一点就是，两名死者当天下午都不上班，是在厂区旁边闲逛时被工友叫去加入人墙的。

不算因工死亡。

包括所有受伤的工人都是这种情况，不算工伤，不能参照工伤标准给予补助和赔偿。

倘若国内企业还能强行拍板，碰到中外合资、外企凡事都讲法律条文，人家才不管什么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特事特办呢。

责任追究更是绕不过去的坎儿。

从掌握的信息来看，原现场指挥程振高尽到了应有的责任，该做的都做了，该提醒的也提醒了；陈景荣既是事故的领导责任，也是现场指挥的直接责任，两死十八伤，哪怕撤职查办都不过分。

然而陈景荣虽是副厅级，却由中组部直接安排下来的，连省委组织部都不太好过问，更别提银山市委，包括许玉贤在内没一个敢对责任追究问题拍胸口承诺。

晚上十一点钟，方晟、茅少峰和鲁辉共同接待了死者家属代表，两家各出三人，九个人坐在中会议室里，气氛非常压抑。

两家似事先已做过沟通，推举一位叫吴方根的人负责谈判。吴方根在省城有家水暖器材店，生意做得红火，也见过世面，能说会道。

吴方根先强调两位死者家庭困难程度，两人都是家里的顶梁柱，上有老下有小，孩子仍在上学费用高昂等等，然后话锋一转提出三项条件：

一是不在是否因工、责任界定等问题上纠缠，管委会一次性赔偿四百万；

二是两位死者的爱人，一位在超市打工，一位也在厂区上班，要求由管委会出面安排到机关、事业单位，解决事业编制；

三是两家孩子一位十一岁，一位十三岁，要求管委会负责抚养到满十八周岁，含生活费、学费和培训费等，每年约五万元。

后两项条件意料之中，大凡受害者家属都会这样提，死者已逝，为活着的爱人和孩子争取最大程度利益。

虽然有困难，经过讨价还价和协商，最终基本都能达成协议。事业编制分参公管理、全额拨款、差额拨款和自收自支四种，如果家属咬住事业编制不放，可以塞到自收自支事业单位，收入未必比在好的企业高；再不济也能以工人性质作为事业单位编外人员，工资不受影响。

抚养费可以从民政相关费用里支出，负责到十八周岁没问题，无非是每年费用该怎么算的问题。

但是每家四百万赔偿金太多了！

虽说陈景荣强行推墙的命令直接导致两名工人死亡，但客观上工人们组成人墙抗拒执法是有错在先，而且两人并非柏丽欧员工，是冲着每人五千的报酬，那笔钱本身就有对冲风险的性质。

另一个角度讲，工程车推墙本身的行为并没有导致伤亡，发生意外的根源在于墙体老化，因此柏丽欧也有一定责任。

只是这些理由在今晚都说不通。

中国人的规矩是死者为大。

基于这个规矩，死者家属态度再蛮横、条件再无理，平时趾高气扬的领导们只能赔着笑脸。

之前许玉贤给的底线是不超过一百万，在此之内什么价码都可以接受。可想而知双方的心理底线相差甚远。

方晟耐着性子与对方周旋，一拖再拖，转眼间纠缠了三个多小时。中国官员们都有参加冗长会议的经验，培养出卓越不凡的坐功和耐性，别说三个小时，就是彻夜开会也能应付。

家属们却撑不下去了，头昏脑胀，个个揉着眼睛呵欠连天。

吴方根见状说看来今夜谈不出结果了，我们回去休息会儿，明天上午再谈吧。

方晟笑容可掬道可以，希望你们利用休息时间结合刚才谈论的内容商量商量，切实考虑到实际情况，体谅我们的难处，争取尽快达成协议。

好的好的。吴方根等人困得快睁不开眼了。

目送他们一行离开，方晟迅速向坐在隔壁小会议室等消息的许玉贤等常委回报谈判进程，然后形成大致方案：

赔偿金问题继续砍，以时间换取空间，赔偿金过高会带来后期受伤人员赔偿的一系列麻烦，因此不能松懈；

事业编制问题不急于松口，防止答应过早对方认为编制很容易弄到手，继续抬高要价；

抚养问题再削减些，按银山市最低生活保障乘以一定系数给付，每项支出要落到实处。

讨论结束已是凌晨五点，方晟等人到附近酒店睡了个囫囵觉，八点半服务员准时叫醒。

倦意象细密的绳子，绕着双腿几乎挪不开步，方晟暗叹真是年岁不饶人，换以前在黄海、江业处理此类突发事件，整夜不睡第二天照样神采弈弈主持会议，不服老不行啊。

接到省委书记关于暂停自己职务的指示，陈景荣慌了神，不顾已将近凌晨直接打电话给陈皎。

陈皎闻讯想了好一会儿，说你到红河时间不长却接二连三给省里捅漏子，肖挺盛怒之下暂停你的职务是正常的，你该庆幸的是人家还留了分寸，是“暂停”而不是“撤销”。

“暂停之后就是撤销，走个组织程序的事儿。”陈景荣哭丧着脸说。

“没那么快，按常规省市两级明天才成立事故调查组呢，”陈皎安慰道，“事已至此，索性安心休养，等我明早跟京都联系，当中肯定有个过程，省委书记说的话可没那么容易收回去，得一步步来……”

“求你千万跟叔叔说，要保住管委会主任位置啊。”此时陈景荣还惦记着入股潇南德亚的事，暗想哪怕今后晋升无望，狠狠捞一笔回家也算没白来。

陈皎沉声说：“你还没搞明白下基层的风险？领导干部最怕出事，象你这种又属于群体事件，又出人命的事故，即使我爸也不敢保证你的乌纱帽！”

“啊”陈景荣踉跄跌坐到沙发里，内心拔凉拔凉。

通完话，陈皎试拨方晟的手机，提示关机这会儿方晟正跟死者家属唇剑舌枪，为防止干扰早早把手机关了，另一方面方晟估计陈皎或陈景荣会找自己，然而事态非常严重，决定权并不在方晟手里，于道明也帮不上忙，因此无法给陈家任何承诺。

陈皎心里如打翻了五味瓶，什么味儿都有，切实体会到京都与基层的巨大差异。

在京都高层，红墙黄瓦、戒备森严的权力中枢，似乎没什么摆不平的事，一个电话搞不定顶多两个电话。象征着级别和威严的红色电话那头，永远是一迭声的恭维、奉承、唯唯诺诺，以至于时间长了陈皎产生自己无所不能的错觉。

来到地方后，首先是心理落差让陈皎颇不习惯。在省级权力版图里，副省长属于可有可无的边缘势力，实权部门大都归常务副省长分管，几个强势部门也被排名在前的副省长瓜分掉，象陈皎这样排名末尾的副省长，就跟于道明初到双江一样只能负责“农”字头的工作。

以前陈皎打电话给省委书记、省长，不夸张地说有些新提拔的都紧张得声音发抖，如今以他的身份想跟省长见一面都难，更别说省委书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