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唯有装病，才能躲得过五月的这一劫。另外，装病也可以麻痹敌人，便于自己开展行动。
虽然朱棣同志装了病，但为了显示出对父亲逝世一周年的高度重视，朱棣派出朱高炽、朱高煦、朱高燧三个儿子一同入京，代其参与祭祀活动。
而此时躺在“病”床上的朱棣却开始谋划着他的大事，那便是派出亲信去联络城外的旧部，一旦自己在城内举事，没有城外那些旧部的响应，那也相当于是给建文帝送人头。另外，三个儿子没有安全回到北平，朱棣也是不敢有半分不轨的举动的。
其实就在“靖难之役”发生的前夕，朱允炆还是有一个绝佳的机会，让自己更加牢牢地把握主动权的，那便是扣押朱棣的三个儿子。
建文帝的三大谋士中，齐泰建议扣押朱高炽、朱高煦、朱高燧三人，而黄子澄则表示坚决反对。黄子澄的理由是，朱棣这人有虎狼之心，如果他真的打算反了，他根本不会顾忌儿子的性命，反而是让建文帝背上了一个滥杀无辜的恶名。如果放这三人回去，反而可以起到麻痹朱棣的作用，让建文帝能够继续“温水煮青蛙”，逐步去除朱棣的羽翼。
两大谋士意见相左，建文帝一时有些难以抉择。这个时候，徐辉祖蹦了出来，他向建文帝建议，应该立即扣押朱棣的三个儿子。徐辉祖告诉建文帝，他对自己的这三个外甥相当了解，他们都是有些本事的，如果放他们回去，无异于放虎归山。
徐辉祖的话并没有打动建文帝，最终建文帝还是采纳了黄子澄的建议，放朱高炽、朱高煦、朱高燧三人回了北平。
在这里不得不说明的是，在建文帝的三大谋士当中，他最信任的便是黄子澄。因为黄子澄曾当过多年的东宫伴读，他与建文帝的私交可就比方孝孺、齐泰二人要深多了。这也可以解释在后来的多次类似情况下，建文帝都是选择了相信黄子澄的原因。
朱高炽、朱高煦、朱高燧三人回到北平不久，建文帝便给北平的副都指挥使张信下达了一条密诏，逮捕燕王朱棣。
这就有一个疑问了，明明北平的都指挥使是建文帝的亲信谢贵，那这逮捕朱棣的任务交给谢贵便好了，为什么交给副都指挥使张信呢？
那是因为虽然北平的军权控制在谢贵手中，但燕王府还有自己的卫队。而且燕王的卫队都是经过他自己精挑细选的，战斗力绝对强悍。如果由谢贵带兵前去，双方恐发生火并。
而派张信前去就不一样了，张信曾经是朱棣的部下，虽然不是朱棣的亲信，但跟燕王府卫队的军将都熟悉，可以借着入府公干的名义，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拿下朱棣。
另外，还要注意的一点是，张信手持的是逮捕燕王的密诏，而不是圣旨。之所以是密诏，那这个行动就要做到充分的保密。最好的结果是，张信已将燕王带出燕王府，而燕王手下的死党还不知情。等燕王的死党反应过来，燕王已落入张信等人的手中，即使想采取行动，也得投鼠忌器。
因此，综合这些因素来看，将持密诏入燕王府逮捕燕王的任务交给张信是最稳妥的了。
正是出于文化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具有深远意义这方面的考虑，胡季牦不顾大虞国上流社会的反对，强力推行喃字。并规定，大虞国的官方文书必须使用喃字。
要知道在三百年后的清朝，统治我大中华的满人也只敢让满文与汉文同时并行，官方文书一式两份，满文、汉文各占其一。而在三百年前的安南胡朝，胡季牦竟然敢毅然地抛弃汉字，推行喃字。其魄力不得不让后人汗颜。
第四，军事改革。关于军事改革，咱们得分两块来谈。
其一，推行全民兵役登记制度。胡朝规定，两岁以上的男丁必须向官方登记，十五岁以上的男丁必须服兵役。如此一来，可以大大缓解一旦发生战争，兵员不足的压力。
其二，大力发展火器和水军。在发展火器这一块，先前海阳的秘密基地自然成了他改革的试验田。在海阳基地的基础上，胡季牦又在大虞国范围内建设了多处炼铁、造火药的基地。为了最大化火器在战场上的使用效力，大虞国军队的建制编制自然也是进行了调整。
至于发展水军这一块，胡朝曾派人到大明王朝的东南沿海一带广罗人才，毕竟当时大明王朝的造船技术是世界一流的。大虞国作为一个临海的国家，胡季牦已充分认识到水军在未来战争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第五，将大量土地收归国有，任何人不得拥有超过十亩的土地，多者一律充公。这一条，似乎有些霸王条款的味道。
这第五条，就其对大虞国的积极作用来看，可以限制地方势力坐大，有利于中央集权。同时，当大虞国掌握了大量社会财富之后，就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儿了。
也正是这一条，那是直接断了一些王公贵族、豪强大户的命根儿。胡季牦的这一条举措，必然遭到大虞国主流社会的强烈抵制。也正是因为胡季牦霸气十足、义无反顾地迈出了这一步，结果大虞国的王公大臣用脚投了他的票，胡朝也因此成了安南历史上的一个短命王朝。
第六，鼓励商业，改革税收制度。
敲黑板，请注意这四个字——鼓励商业。要知道在封建社会时期，统治者为了维护社会的稳定，也是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向来都是重农抑商的。而胡季牦竟然鼓励商业，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因为他遗传了我携带的穿越过来的基因。
说到这里，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时间问题。咱大中华的资本主义萌芽是出现在明朝的中晚期，而胡季牦创立的胡朝可是在明初。即使是世界的资本主义萌芽，请注意，是“萌芽”，也只是出现在14世纪的欧洲，而在15世纪初，胡季牦就已经在鼓励商业了。
如果说要在全世界范围内展开一项评比，谁最先将“重视商业、鼓励商业”上升为国家意志，咱们的胡季牦同志一定会获得这个世界冠军。只可惜安南历史上的胡朝是个短命王朝，否则，这世界史是不是将改写呢？
另外，胡季牦建立胡朝之后，还强行统一度量衡、大力发展水路、陆路交通线、限制王公贵族豢养家奴、改革地方行政机构等等。从后世的眼光来看胡季牦的这些改革，无疑都是非常正确的。
那为什么坚持了“无比正确”路线的胡季牦，只能创立一个短命的王朝，连龙椅都坐不热乎呢？
从内因方面来看，一是由于他篡夺了陈氏的江山，大陈国的遗老遗少自然是铆足了劲儿，跟他对着干；另外，也是由于他的改革太过犀利，触动了上层社会的太多利益。
而胡朝灭亡的真正原因和直接原因，却是由于外因起的作用。而这个外因的施加者，正是朱棣的大明王朝。这事儿，咱们还得从“靖难之役”说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