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刚刚获得了土地的农人们纷纷对荒地、沙地进行掠夺性质的开垦，不管怎样先种上再说，只要种上了就算是占住了，就算是成了自家的私产，就算是从张大帅手里把田地抢过来了。

只要把苗种下去，这一大片荒滩就是郭大伯自家的“自留地”，不仅不用纳税，还可以世代传承下去。

没有比田地本身更加宝贵的财富了，所以郭大伯一家人才会起早贪黑的在这片贫瘠的沙滩上进行耕种。

“我们家七口人，拢共分到了差不多一百四十亩次等田。”

“郭大伯为何不要上等田而要次等田呢？”

一般情况下，大家都喜欢肥沃的上等田，但郭大伯却全都要成了相对而言比较差的次等田，这完全就是典型的小农式狡黠心理：“上等田虽好，终究给的太少，若是换做次等田，每十亩就能多出二亩来呢。不管什么样的次等田，只要用心耕种，不出十年就会变成肥沃的上等田，这是占便宜了呢，哈哈！”

“那也不对呀！”按照郭大伯一家七口人计算，就算是为了多分田地而全都换成稍差一点的二等田，充其量也就是一百二十亩不到的样子，怎么会有一百四十来亩呢？

多出来二十多亩，这是怎么回事？

“那是因为我家祖先有德，当然也是因为我家儿媳争气，三月里刚刚诞下第四个娃娃，多出来的那些田地是张大帅赏的！”

除了均田之外，张启阳在北方推行的新政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项目，那就是奖励生育。

一对夫妇要是能生出四个孩子，就会得到额外的奖励：从第四个孩子算起，额外多奖励一人份的田地。

除此之外，地方官府还会奖励粗布一丈二尺，盐六斤，谷子十二升。

不论诞下的婴儿是男是女，奖励都照样执行。

古人素来就讲究个“多子多福”，最喜欢的就是儿孙满堂，唯一的担忧就是怕养不活那么多人。

所以，张大帅才颁布了奖励生育的政策！

完全可以想象得到，伴随着这个政策的长久推行，必然会出现一个生育高峰，曾经因为天灾人祸而锐减的人口必定会很快恢复。

张大帅推行的新政全都是惠民善民之举吗？

也不全是，在赋税方面，则是非常沉重。

最典型就是农税了，每亩上等田必须上缴农税，折合成糙米就是近二十升的样子，每亩地近四十斤的农税呀，一个人头就要上缴五百多斤的粮食税，这简直是无法想象的沉重税负，相当于拿走了七分之一的产量。

这样的赋税，是大明朝的四倍多，这已不是与民争利的问题，而是要把老百姓活活逼死呀。

税负沉重，太沉重了，已沉重到了无法想象的地步。

“沉重？怎么会沉重呢？”郭大伯哈哈大笑的说道：“我老郭种了一辈子的田，从来就没有见过这么轻省的税负，这是大便宜呢，打着灯笼都找不到的大便宜！”

明明承担着数倍的赋税，老百姓就应该怨声载道叫苦连天才对，为什么反而认为是占了很大的便宜呢？

永王搞不明白！

张启阳推行的新政，尤其是在赋税方面沉重吗？

当然沉重，而且是非常沉重，但老百姓们却大为欢迎，就是因为其中有一个非常关键的东西：地租。

这河南的所有田地都是张大帅的，张大帅已成为全天下最大的地主，河南的所有农人都是耕种他的田地，全都是他的佃户。

佃户种地主的田，肯定要缴纳地租，那才是老百姓的主要负担。

历朝历代，百姓们承受的最主要负担从来就不是赋税，而是地租和徭役。

徭役就是免费的劳动力，要是只收六成地租的话，就已经算是大善人类型的地主了。

土地的拥有者直接拿走一多半的出产，这才是关键。

当张启阳成了地主之后，首先就取消了徭役，然后就取消了地租。

没有地租的说法，白白给百姓们耕种土地，只需要缴纳四十来斤糙米或者是可以折合成同等数量的东西就行。

“这是天大的便宜啊。”很健谈的郭大伯抬头看了看天色：“时辰不早了，已看不清地拢了，回家去吧，回到家里我再好好的给你算一算这笔细账。”

“一亩次等田能打出三百多斤粮食，差不多也就是三百二十斤的样子。地租就按照六成计好了，那就是近二百斤，再加上朝廷的税，中间还要折算，还要出损耗，平白的就少了二百二十斤，一亩田能落下一百斤粮，就算是天照应了。”

“我们一家有一百四十亩田，每年能落下一万多斤粮食，按说也够用，但徭役是要服的，服徭役就要出人，那是苦差事，一个弄不好就会送命。我们家出两个役夫，服役两个月，怎么说也得花费十五石吧？还能剩下百十石，我说的是好年景，若是光景不好，连一半都剩不下。”

“七口人，要想吃饱，一年到头少说也得三十来石粮米才够用。还要扣除种子和请短工所需的粮米，再加上一年的用度，够吃就已很不错了，连灯油都不敢买多少。”

郭大伯掰着手指头给朱季兴算这笔细账：“旁的我也说不清楚，但这田地里的事情就算是京城里的皇帝也没有我更懂。给大帅做佃户是不需要地租的，一粒米的地租都没有，这就等于是每亩田多出了两石，这是实打实的东西呦。我们一家人一百四十亩田，一年就多出二百多石的进项。一年下来就等于是多出四间大瓦房或者是两头耕牛再加一辆架子车呢。”

谁真的给了实惠，谁搜刮的更厉害，只有这些目不识丁的老百姓们心中最清楚。

他们说不出什么春秋高义，也不动什么圣人教诲，但心中却有一杆秤，谁好谁坏早就分的清清楚楚了。

“爹，朱兄弟，吃饭了！”

因为儿媳妇刚刚生产不久，不方便出来见外客，所以这顿晚饭是郭大伯的儿子张罗的。

一锅子半稀不稠的高粱米粥，黑乎乎的虽然有些天然的甜味，但却稍微有些硌喉咙，好在已熬的稀烂，倒也不是那么难以下咽。

一笸箩杂和面的窝窝头就算是最主要的干粮了，窝窝头是深褐色的，明显掺杂了干菜之类的东西。

当时生产力低下，普通的百姓能够吃饱就已经算是很不错的光景了，这样的饭菜已经算是丰盛。

尤其是难得的是，竟然还有一道菜。

所谓的菜，其实就是刚院子里采摘下来的几根黄瓜。

黄瓜本就是乡野之间最常见的东西，既是菜蔬又是水果，本不足为奇，真正称得上是待客之物的是那一小碟子咸盐。

生黄瓜蘸咸盐，在现代人的心目当中简直寒酸到家了，但是当时却足以显现出郭大伯一家的热情好客。

咸盐这玩意金贵的很，一年到头也吃不到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