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隆皇帝算了一笔细账，把南方和北方的粮食产量计算的清清楚楚，而且只是计算的主粮，至于说黑豆、荞麦和其他的杂粮根本就没有计算在内。

北方本已可以做到两年三熟，干脆按照一年一熟计算，而南方则统一按照一年两熟计算，这已是一个非常保守的计算数字了。

得出的答案就是：大明朝田地之中出产的粮食，平均分摊下来，每个人应该有七百多斤甚至八百斤的的主粮保有量。

一个正常人男子的一年的粮食消耗量几乎是固定的，四百五十斤主粮应该是足够的，再加上菜、蔬、瓜、果，以及许许多多的杂粮作为补充，这个数字肯定可以维持一个正常人的正常生活，而且还会有两三百斤的结余。

一个人就有两三百斤的粮食剩余，一个普通的四口之间每年就应该剩下一千斤左右的粮食。

虽然还要纳税，但大明朝的田亩税其实一点都不重：这算下来，每亩只有九斤多一点儿，一个四口小康之家的纳税总量也就是二百来斤而已。

要照这样计算的话，从崇祯三年到现在，二十年的时光中，朝廷唯一需要做的事情就是不停的新建、扩建仓库。

因为大明朝的开支没有那么大，而老百姓缴纳的赋税又太多了，每年都会产生大量的结余，不修建仓库根本就容纳不下。

但事实却恰恰相反：在整个崇祯朝，朝廷已经穷的连官员的基本工资都发不下去了，国库里空的能把老鼠饿死。

一亿五六千万老百姓辛辛苦苦一年到头，汗珠摔八瓣的干活，所生产的社会财富总量必然是一个天文数字。

但朝廷却穷的过不下去，老百姓也吃不上饭，不得不揭竿而起，冒着生命危险去造反。

于是乎，问题就来了：老百姓们生产出来的财富绝不会凭空消失，既没有进入老百姓的腰包，也没有进入国库，那么，这些财富到底哪里去了？

这个问题的实质就是社会财富的再分配。

只要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就可以实现富国强兵的梦想，就能让全天下的老百姓安居乐业，从根源上做到“民无输匮之劳，兵无征战之苦”的理想状态，大明朝就会成为国泰民安的地上天堂。

老百姓吃的饱穿的暖，每年还有三分之一的结余，二十年下来得是多么大的一笔数字啊！

要是有这么多的财富，老百姓会吃饱了撑的没事干在造反？

真当造反是那么好玩的吗？

要是大明朝有这样的国力，就算是再有三五个大清国，也在翻手之间就灭他七八回了。

什么李闯的百万大军，什么清廷的无敌八旗，在这个问题面前，都是微不足道的小事儿，甚至不值一提。

“这个事情不想清楚，这大明朝的江山就稳不下来。朕就食不知味夜不成寐，长此以往，迟早还会有张自成王自成出来造反呐。”复隆皇帝很是忧虑的说道：“当年在钟粹宫的时候，张侍讲就曾经提起过这个问题，现如今朕已明白了此事攸关生死，还望张侍讲再给朕上一课。”

土地问题是每一个封建王朝的病根，土地兼并造成了百姓生存环境的恶化，而等级制度又放大了这种恶果，到了实在活不下去的时候就只能造反了。

大明王朝的覆灭，追究到根源上，不是因为李自成，更不是因为多尔衮，那只不过是外部诱因，真正的核心问题只有一个：土地兼并。

复隆皇帝竟然在暗地里下了这么细致的水磨功夫，真的出乎张启阳的预料。

真要是能把这个问题解决了，什么样的文治武功都等而下之，绝对有资格成为千古一帝。

张启阳很愿意在这个问题上再给他上一课：“臣不会讲什么大道理，只能对陛下说说我自己的经历。”

“毋庸讳言，臣从臣兄手中得到名下有三处店铺，三处房产和两座作坊，这些东西从何而来？当然是土地！”

“臣在小吴庄的时候，实有上等田七百二十余亩，多半是上好的水浇地。另有此等的沙壤田八百余亩，还有开荒地四百多亩，总田产数在两千亩上下。”

“臣孤身一人，肯定无法耕种这么多的田地，于是就是佃给了庄子上的其他人，只管坐收地租！”

“陛下知道臣收多少地租么？”还不等皇帝发问，张启阳就主动给出了答案：“五成，臣不事庄稼不事劳作，每年就能拿走一半的收成。”

十指不沾泥的地主大老爷，什么事情都不做，却可以拿走一般的产出，这才是真正的暴利，简直就是吸血鬼。

“不，陛下错了，其实臣在毅勇庄的名声非常好，陛下知道这是因为什么吗？”

“因为我的地租已经算是非常少的了，旁的地方且不去说，仅在是连环十二庄一带，普遍的地租就是六成五。”

六成五的地租，相当于直接拿走了田地出产量的三分之二，辛苦耕种的老百姓们可怎么活？

“六成五的地租高吗？真心高到了天上去，但这毕竟是在京畿一带，是天子脚下的首善之区。六成五的地租好歹还不至于饿死人，终究给百姓们留下了一条活路。臣听说在山陕一带，甚至有八成的地租！”

“只要稍微用些手段，佃户辛辛苦苦干一年，不仅一粒粮食都得不到，反而还会倒欠地租。那就只有借贷了。”

民间借贷，利息高的惊人，基本上都还不起，最后只能倾家荡产，或是卖儿卖女或是铤而走险，愈发加剧了社会动荡，一个又一个的造反者就这样出现了。

“臣坐拥两千亩田产，每个税季应缴的农赋不到二十石，加上杂税和替代役，折算成银钱也不过是一百二十几两银子，折合一百五十几缗钱，一年下来也就是三百吊而已。这确实微不足道，其实臣连一个铜板的赋税都没有缴过。”

名下有那么多的田地，却一文钱的税都不缴纳，在复隆皇帝看来这完全就是一件无法想象的事情。

在张启阳看来，其实相当的简单：与官府勾结。

地方士绅和衙门里的人勾结在一起，用其他方式“报销”一部分衙门的开支，说白了就是行贿，总会有许许多多的法子免去税负。

如此一来，财富就落到了地主和官僚的手中，国家的税负收不上去，老百姓吃不上饭的局面就出现了。

财富并没有凭空蒸发，既没有落入百姓之手，也没有进入国家府库。

老百姓越来越过不下去，国家也越来越穷，只是肥了士绅和官僚而已，就这么简单。

“臣所说的这些，不过是最基本的常态，还有很多五花八门的手法，想必陛下也听说过一些，比如把田产挂靠在士绅名下，将部分赋税缴纳给士绅而不是国家。或者干脆勾结官府隐匿田产，或者是故意把有产者作为奴籍，等等等等不一而足。”

张启阳说的这些，可不是什么虚无缥缈的大道理，而是他的亲身体会，是在大旗庄十年的“经营之道”，显然更具说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