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要携带武器弹药和最基本的口粮之外,其他的一切物资辎重,营帐被服干草饲粮等等等等,全都抛之荒野,尽可能的实现轻装前进,所图者就是快速二字。
鞋子里灌满了污水和泥浆,每走一步都会发出“噗嗤”“噗嗤”的声音,绑腿都已经散开了,戴在头上的大檐军帽水淋淋的,头发被完全打湿,紧紧的贴在脸上滴答着冰冷的雨水。
几乎每个人的脚底下,都有几个甚至成片的血泡。但却无人掉队。
因为张启阳曾经说过,这一战,是他们的毕业之战。
只有通过这次考验,才算是正式完成学业,才算是真正毕业了。
掉队者,就是不合格!
两年多近三年的学习和培养,能不能摆脱学生的身份成为一名合格的士兵,完全取决于能够通过这次考验。
千里无轻胆,即便是很轻巧的干粮袋,因为吃饱了雨水和体力急剧消耗的缘故,仿佛有千钧之重。
按照新华军校的标准配置,每一个学生都有一块四尺五寸见方的“防雨布”,外层涂蜡内层抹油,其实就是简洁版的雨衣,下雨的时候可以系在身上。
但是,却没有任何一个学生真的把这件简陋的“雨衣”披在身上,他们全都下意识的用这唯一的防雨之物包裹自己的武器和弹药袋!
强行军的目的就是为了战斗,只有保护好自己的武器才能战斗。
在这个时候,武器绝对比自己的身体更加重要。
他们宁可被淋的湿透,淋的生病,也绝对不会让武器受潮遇水。
这些学生,大多是耕田种地的农家子弟,父兄多是毅勇军中当兵,有着艰苦朴素吃苦耐劳的天性,经过两年多的训练和针对性的培养之后,已把对命令的绝对服从和纪律性深刻的铭刻在骨子里了。
在这个时代,这两千多年青的学生是唯一觉醒了民族意识的群体,他们无比深刻的知道自己的使命是什么!
为我族而生!
为我族而战!
为我族而死!
这就是他们存在的全部意义和最大的荣耀。
这个群体,从不注重个人的勇武,而是把集体意识深入骨髓。
虽然存在上下级的关系,但每一个个体之间都是绝对平等的。
永远都不会出现头目骑着高头大马而小兵卖力奔跑的情形。
所以还能用的牲口,全都用来驮负重物,而不是给当官的坐骑,就连张启阳本人也不仅仅只是发号施令,而和他的学生们一起冒雨前进。
不管是班长还是副班长,都必须和其他的同学一样背负着武器弹药,甚至还要帮助体力稍弱的同学分担一部分负荷!
作为火炮班四大班长之一的洪长安,不仅和其他同学吃一样的食物走一样的路程,还要自发的拖拽着沉重的火炮。
上至校长本人,下至卖力拖拽的学生,都是平等的,都是一样的。
因为他们是一个密不可分的集体,有着相同的目标和同样伟大的志向:为我族之兴而流尽最后一滴血!
一直到了拂晓时分,狂风暴雨电闪雷鸣的糟糕天气才终于有所好转。
大雨过后的黎明,空气清新极了,东方的天空已经隐隐的亮了起来。
走在最前面的旗手突然停止了前进,身边的同伴还以为他实在走不动了,正要过去搀扶,旗手却大力的甩开那双同样冰凉的手,用力的摇晃着那面旗帜。
这是一个信号,因为着他已经发现目标。
张启阳拿起胸前的“千里眼”,观察前方的情形:在放大了数倍的视野当中,可以清楚的看到奔腾咆哮的滚滚长江,在山阳水阴之处,一个城市的轮廓已清晰的浮现在眼前!
一个昼夜之间,不惧山水险阻,顶着风雨雷电强行军一百三十多里,终于顺利达到指定地点。
看着那些已累的摇摇晃晃的学生们,张启阳甚至没有说出哪怕一句安慰或者是勉励的话语,而是直接下达了命令:“目标,黄州右营,准备战斗!”
徐恩盛,字学友,黄州本地人氏,现居黄州防剿总兵官之职。
要是论起出身,徐恩盛可比左良玉清贵的多:天启三年的二甲进士。
三十多岁中进士,在当时已经可以算是少年得志了。
早年间的徐恩盛也是挥斥方遒的俊彦之才,历任兵部主事、员外郎、郎中等职,但却从来没有真正飞黄腾达过,最高也就是一个正五品的部门官员而已。
徐恩的履历和刘乾龙几乎完全重合,而且都是出自同一个部门:兵部。
徐恩盛和刘乾龙,都是当年的阉党中人,不仅履历相似官职雷同,甚至连人生经历都如出一辙。
崇祯皇帝登基之后,第一个就干掉了阉党的头号大将,当时的兵部尚书崔呈秀,然后才慢慢收拾魏忠贤。
崔呈秀倒台之后,刘乾龙和徐恩盛都受到牵连,因此下了大狱。
而这场牢狱之灾却成为二人这一辈子最大的转折点。
差一点把牢底坐穿的刘乾龙开始了颠沛流离的生活,先是投靠了闯军,最后投靠了张启阳,现在成为南京府丞,相当于首都副市长那个级别。
徐恩盛同样被关进黑牢好几年,因为他不是像刘乾龙那样完全依靠裙带关系,没过多久就重新启用了。
作为有污点的“罪员”,就算是重新启用也肯定不会受到重用。
当时的徐恩盛去了辽东,在孙承宗手下负责督运砖石木料,完全就是一个微不足道甚至可有可无的小角色。
就是在这段时间当中,他遇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人:左良玉。
当时的左良玉只不过是个副将,还没有自己的班底。
看中了徐恩盛的进士出身,很快就把他招致麾下。
在以后将近二十年的岁月当中,徐恩盛始终作为左良玉的“文胆”式角色,差不多相当于参谋长的样子。
左良玉死后,左梦庚率领左部的百万大军投降了清廷,徐恩盛也就是顺便降了。
黄州防剿总兵官,绝对是一个武职,但徐恩盛徐大人却总是以文人自居!
自打赵匡胤玩了一出“黄袍加身”的好戏之后,充分吸取唐末和五代的教训,同时也是为了防止其他的军头玩同样的把戏,制定了“以文驭武”的国策。
自从宋代开始,文官的地位空前提高,始终凌驾于武将之上。
明朝沿袭了这种制度,并且“发扬光大”,利用文官集团驾驭武将不只是一种政治生态,而是逐渐发展成为社会风气——文贵武贱。
文官天生就比带兵的武将来的高贵,不仅所有的内阁高官必须是文官出身,还对带兵的武将形成巨大的碾压优势。
明朝的党争屡见不鲜,最多也就是文官集团内部的利益之争,到了晚期才发展出一个阉党集团,最终还是被连根拔起,造成文官集团独大的社会现状。
在五花八门的党争当中,从来就没有出现过“文武之争”,因为武将受到的压制太大,根本就不能形成真正的政治势力,而是始终作为文官集团或者是阉党集团的附庸。
文官集团把武将看做是走狗鹰犬也就罢了,就连阉党中人也只是把武将当做低人一等的执行者而不是决策者。
纵观有明一朝,从来就没有出现过某个武将把持朝政的局面,这就是最根本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