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士人在乎的是让这些道德败坏、品性卑劣的胥吏占据要津，实属亡国之道；还有的士人是担心这样势必增加大量竞争对手，毕竟官员总数不变，突然增加这样多的竞争对手，以后科甲正途出身的人，还能坐上户政府尚书、刑政府尚书的位子吗？

由于李来亨迟迟不对朝臣的质问做正面回答，没过几天，便又发生了三名会试考生一起在开封贡院大门上吊自杀的事情。

接着又有朝臣写下万字绝命书后，将其绝命书张贴到城门后，举火自焚。

事情越演越烈，特别是李来亨犹豫不决的妥协态度被大臣们发现以后，陆续又有许多封疆大吏，各地的县令、府尹、州牧、防御使、节度使、观察使、都督，都上书朝廷，请求废止科举改革。

更有人直接提出，必须查问究竟是谁提出了这种亡国之策？

必须将他满门抄斩，以谢天下人。

李来亨大怒：“是朕提出，尔众大臣欲杀朕以谢天下搢绅士人吗？”

李来亨这才发现，科举改革的难度，居然比均田免赋的难度还大。

毕竟均田改革，叛乱闹事者，大部分都是劣绅恶霸。

而反对科举改革的人里，有很多都是李来亨自己过去都很激赏的官员，也有许多人是完全不在乎功名利禄，甚至连性命家产都不在乎的真正耿直之士。

他们是发自真心的认为：一旦实行科举改革，则天下必乱，社稷必亡。

他们是为了维护李家天下，才不惜血溅宫阙，也要阻止这场祸国的乱政。

改革阻力如此之大，就算是一贯专断自为的李来亨也不得不让步了。

天法十二年五月，李来亨下诏亲自向朝臣解释，朝廷从未密议过所谓科举改革的事情，此事完全是荒谬至极的市井流言而已。

对于此前因直言进谏而获罪的大臣们，一概恩赦；对于犯阙的当科士人，同样恩赦。

本来应该在今年二月份举办的会试，此前由于流言被暂时中止，现在也在六月份重新举办恩试。

天法十五年，李来亨诏令山东、苏松、浙江、福建、广西五省，开办船政传习所，以为海运招商局和南洋延平公司储备骨干。

天法十六年二月，由于部分省份财用困难，无法办理那么多种类的学校和传习所，皇帝即诏令财用困难的甘肃、贵州、广西等省停办种类繁多的学校、传习所，而是将这些机构全部合并为综合类的县、州、府、省四级官校。

天法十六年七月，有谏议大夫巡视地方时，发现浙江省的船政传习所中充斥官商勾结的情况，地方海商利用传习所为渠道收买海运招商局的船只，为自己夹带私货。

李来亨趁机下诏，罢免全国所有的各类官办学堂、学校、传习所，皆仿甘肃、贵州、广西三省旧制，将其合并为县、州、府、省四级的正式官校。

李来亨除了在潜移默化中，利用温水煮青蛙的方式，慢慢在地方上建立起了完善的四级职业教育体制以外，还借朝廷的党争案，将不少地方上的书院也收为国有官办。

天法十六年十月，一些大臣认为实行职业教育的官校都能享有朝廷拨款，而培养士人的书院却没有朝廷拨款，这岂非是有辱斯文？

于是李来亨立刻诏令官办书院，全部得以享有朝廷拨款，借此派官员开始直接管理官办书院的行政工作。

而在基层官员的升迁上，李来亨已经尽量在自己的能力范围之内，常常越级拔擢各类官校和官办书院的毕业生。

甚至不少人未经科举，并无功名，就已经在几年间升到了五品、六品的朝官之列。

有些士绅也慢慢回过味儿来了。

这回他们没有像过去那样，发动全天下读书人的舆论同天子为难。而是恰恰相反，大部分发觉皇帝有意重用官校和官办书院毕业生的士绅，都是立即选择了让自家子弟不去参加科举，而是跑去官校就读了。

毕竟几年前的那场科举改革，是在大部分人都没有准备的情况下，直接危及大部分人的关键利益。

而现在温水煮青蛙的改革措施，则可以让一部分人先慢慢准备起来。

那些发觉皇帝用心的士绅，也大多不对外说出这种想法，而是抓紧时机，赶紧安排自家的子弟去官校就读，好赶上这波仕途的东风。

改革措施的直接、间接方式不同，便直接造成了天下人的接受程度大为不同。

到天法二十五年以后，在六品以下的官吏之中，各类官校出身的毕业生和科举正途出身的士人，已经大约达到了二比三左右的比例。

三品以下，六品以上的高级官员中，官校毕业生和科举士人的比例，则达到了一比三左右的比例。

而且由于科甲正途出身的士人，大多对于复杂的行政细务缺乏经验，在很多专业岗位上，根本不可能竞争得过官校毕业生。

在这样的情况下，一部分有识之士也终于开始呼吁起来：应该在科举考试中增添数学、地理等新内容了！否则科甲士人，在朝堂上根本无法和官校毕业生竞争！

天法二十七年，朝廷在制度性的会试以外，新增了经济特科考试。

经济特科考试是为选拔“洞达经济时务”人员专设的科目，由天子下诏举行，令各部、院长官及各省经略、节度、学官保荐人员参加考试。

为了鼓励士人学习经济时务的各种专业行政知识，李来亨将考试的入选门槛放得很低，参加考试的一百八十人，最后录取的人数竟然多达一百二十七人之多。

其实通过考试的，大多为庸梁之士。但毕竟首开新风，所以朝廷特为重视。

天法二十八年，为了解决殿试进士多不通时务，难以同官校毕业生出身的官员竞争等问题，朝廷决定在京师特设进士馆。

凡是一甲授弘文院修撰、编修的进士，还有考中二甲的庶吉士们，全部要先进入京师进士馆学习实学，“以明彻天下大局，并于刑名、地理、学习、理财、农、工、商八项政事，皆能知其大要”。

天法二十八年九月十二日，京师进士馆正式开学，令新进士入学，并下令国子监学员闲暇时亦可旁听。

政事堂上奏的《更定进士馆章程折并清单》中即规定：

“进士馆系奉旨特设，造就已仕人才，以期振兴实学，陶育人才。令新进士用弘文院修撰、编修及中书者入馆学习。

学员分内外两班，内班住馆肄业，外班到馆听讲，弘文、中书职司清暇，作为内班住馆肄业，分部人员愿住馆肄业者，仍照旧办理，愿在本衙门当差者，即作为外班到馆听讲。

其已得要差，本政府咨明留署之员，则毋庸听讲。如弘文、中书因精力不济，愿归外班听讲，亦听其便。

而新进士有在学堂充当教习及总理学务事者，由该省经略、节度先行奏咨在案，如三年期满实能称职，准与本馆学员一律办理。

但由于进士馆后来中途停办，其外班人员在发得讲义自修后，亦准与考。

考列最优等者，弘文出身者奏请留馆授职，并予以弘文院升阶。部属中书保奖以原官升一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