敢这么说太祖皇帝的，只有米柱一个人了，其它两个人不敢，他们装作听不见。

米礼义道：〞如果皇上坚持要为父留在军中，我这便留吧”

米柱道：“不可！父亲最好还是掌兵不领兵，在朝中作参天大树，为军中兄弟护荫，抵挡那些小人们的明枪暗箭。”

米礼义道：“这实非为父所长，但是为了为军中兄弟争取一些利益，只好如此！”

汪文言道：”国公只要在朝中，就是可以如大神一般护着大家，国公内有王公魏公，外有熊公、小魏公，实力为朝中最强，何忧之有”

米柱道：“汪兄这么想，咱们就离死不远了，内廷的王公和魏公，与咱们没有呼应，熊公和小魏公也没有什么关系，只是政见相同，一起热衷于为皇上效力罢了！米家幸进，这便始终是幸进，离开了皇上，这就什么也不是。”

汪文言道：“胜不骄，败不馁，米督格局，越发的高了，皇上近期宠信御前侍卫，只怕也是米督有意为之。”

锦衣卫逐渐退出皇帝安保方面，依然受皇帝指挥，依然守卫皇宫，但是他们己不提供贴身保护，御前侍卫才是最后一道防线，皇帝给了他们一项特殊的权利，这就是他们除了皇帝，可以不跪任何人。x

米柱道：“制衡才是最永恒的平稳之策，大明重文轻武不成，重武轻文也不成，只有文武相济，才是长久之道，咱们不是为了制压文官，赶他们出朝廷，而是为了夺回属于咱们的话语权，文武相济，让国家更加强大。”

汪文言道：“大人高瞻远瞩，下官明白。”

米柱道：“所以刘阁老，必须走。”

他们将会对内阁大换血，对之造成巨大的冲击，然后让之势弱，就像土木堡之变后一般，武将勋贵集团势弱，文官则乘机崛起，成为朝中顶梁柱，主导朝政。

对于强大的文官势力，只能暂时压制，迟早他们会反扑，米柱也会有所退让，但不是无条件的，双方将会保持某种平衡，为大明的强大添砖加瓦。

米礼义道：“维新全力去做吧为父全力支持你！”

米柱全力压制文官，是为了他的新税收计划作准备，他需要几年的时间，新税法顺利推行，为朝廷和国家带来巨大的收入，这将成为丨毒丨品，他们将高度依赖，有了这么大的的好处，可以收到这么多的银子，也用惯了银子，他们不可能回头，也回不了头了。

张居正所主持的新政一条鞭法，固然他是墙倒众人推，人人喊打，最后人亡政息，但是大明从这一条鞭法中尝到了好处，他们是将一条鞭法的一些优点继承了下来，国库收入大增，这才支撑他们打下了三大征，如果不是国库收入大增，他们只怕又会像嘉靖朝这般，在东南任倭寇欺负，在北方让俺答汗压着打。

在永乐之后，国家难以组织一次十万人以上的军事行动，这是财政衰弱到极点的体现，有了钱并不是万能的，但是没有钱，这是万万不能。

只是张居正做了殉道者，成了倒霉蛋，米柱现在极力避免的，就是这一点。

历代新贵入主朝廷，必定作出改革，这大多是为了揽权，将贵族的权利夺过来，指责对方为保守派，自己为改革派，自己改革是为民为国为了天下，对方把持权力不放，就是栈恋权力，与民作对与时代作对。x

纵观历代的改革者，大多以失败告终，这是因为旧贵族的权力太大了，他挑战失败，落败而归，最主要离不开一个原因，这就是反派不够强大，只有一个强大的反派，还有一个新的利益集团，只有形成新的强大的反派利益集团，才可以抵挡对手可能的反扑，从而保住了胜利果实，获得了最终的胜利，成为了笑到最后那一批人。x

米柱的力量够强大了吧有皇帝做总后台，有各大军机处军机大臣和各大尚书、将军做后台，这民间也有利益集团支持，并形成新的利益集团，这个利益集团在官势上，比对方逊色，但是在财势方面，并不逊色，甚至在完成了对海运垄断之后，比对方势力更大更强。

这就保证了他们的利益集团足够强大，一旦有了危险，为了对付共同的敌人，他们会一跃而起，群起而攻之，米柱也可以有足够强大的力量应战。所以对于对方，他根本不怕，你要战我便战，这一日迟早会到来。

第二天是沐休日，全朝廷停止办公，他们还沉浸在昨日巨大的欢庆之中，不可自拔。

大明朝的京城与历代都不同，历代皇都，都是设在绝对安全的中心地带，只有大明，是设在位于边疆的地带。

国初时的北平，是戎边重镇之一，燕王朱棣，戎边有责，所以才会训练出一支能征善战的军队，才可以在日后靖难抢天下。

在迁都之后，这里也是处于边城之区域，百里之外就是长城，长城之外就是游牧民族的地盘，这叫天子守国门。

元明朝和后世的满清和共和国定都北京，只有明朝的时候北京是前线，其它都是以北京作为中心城市建设的，任何一朝首都都不会放在前线，大明朝把首都迁到北京，主要是成祖个人驾御能力较强，加上北京是其发迹的地方，当时对付北方，成祖是个人能力较强，率军出征也是北京较为便利。但是之后形势就发生逆转了，与其说天子守国门，不如说除了成祖，余下的皇帝们呆的北京，都成为了明朝最繁重的负担。

主要是漕运问题，朱棣去世后，他的儿子朱高炽继位，是为明仁宗，明仁宗在诏书中表示：“南北供亿之劳，军民俱困，四方向仰咸南京，斯亦吾之素心。”仁宗实录卷十五。

仁宗已经表示除因为迁都北京而导致的漕运问题，使得国家负担加重，而南京因为水利方便以及南方地力的开发，足以胜任首都之选，仍然想把都城迁回南京，但是大家都知道的，仁宗短命，继位没多少日子就去世了，这项决议也就搁置下来了。

仁宗皇帝在诏书中提及的“南北供亿之劳，军民俱困”指代的就是当时因为北京地区的产出无法满足北京作为京师首都的需求，需要从南方运粮，从而导致开发运河、疏通水利，一大批的水利设施在永乐年间开始实行。

洪武年间因为疏通水利已经使得民间不堪重负，“洪武中，河岸冲决，河道淤塞。故於陆路置八递运所，每所用民丁三千，车二百辆，岁久民困其役。”

永乐年间，漕运的数额从原来的二百五十万石增加到了三百万石。宣宗宣德五年三月，陈瑄上书：“支运法军民均劳甚善。但民病舍穑往还，不若益耗兑军便。”帝是其议，改为“兑运法”。行之既久，耗亦纳官，失初意矣。

到了宣宗年间，漕运已经成为国家的巨大负担，而且，越改越糟，“失初意矣”，什么是初意概运南方之粮食救济京师也，说明此时对于京师的漕运，不仅并没有完全改善京师的情况，而且还在日益成为这个国家的巨大负担。x

而到了景泰年间。“坝闸渐颓，水道淤浅”。到了成化年间，成化七年辛卯，一四七一，罢瓜、淮兑运。河、淮以南，以四百万供京师；河、淮以北，八百万供边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