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国璋说：“于是，你们就干起来了。”

李智宏说：“国璋，说干就干，从不拖泥带水，正是徐浩东的风格。”

徐浩东说：“还别说，效果很好，很快就吸引了不少游客。后来，我们又向市里要了五百万元，将三兴乡到潭浦村的几十公里的土公路进行了硬化，开通了市区到潭浦村的班车，从此开始，水到渠成，潭浦村的旅游业兴旺发达，一举成了全市的首富村。”

李智宏问：“一万多条标语，真有这么多吗？”

徐浩东说：“确切地说，是一万零五百三十一条。不过，当地原先留下的标语，大约只有一千条，其他都是后来搜集以后加上去的。再后来，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和广大的网友，也纷纷贡献自己家乡的标语，这才有了现在的规模。”

伍国璋说：“原来如此。这是历史，是历史的浓缩。”

徐浩东说：“对，潭浦村的旅游业，主要卖点就是怀旧。每一条标语都是一个故事，都是一段历史，这个特色全国独有。而来旅游的游客，最初以中年以上为主，现在连年轻人都喜欢去。”

伍国璋笑了，“浩东，你一个点子，救了一个村啊。”

徐浩东说：“伍书记，不谦虚的说，确实是这样。现在以潭浦村为中心，周围七个村的常住人口，从最少的不到四千人，已增加到现在的两万三千人，比原有的人口多了八千人。”

李智宏说：“浩东，这么有意思的地方，你都没带我去过。”

徐浩东笑了，“我倒是想过带你去看看。不过，那些标语里，有相对一部分不合时宜，有的还很刺眼。怕你看了以后骂我，我只好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了。”

李智宏说：“历史嘛。人家的历史写在书里，你们只不过把历史表现出来，没有问题嘛。”

伍国璋也想去潭浦村看看，“智宏书记，要不，让浩东陪咱们去一趟？”

李智宏点头同意。

可徐浩东去不了，“两位领导，我派人陪你们去。我去不了，十号台风安比，有可能袭击云岭。市里留守值班的领导，只有副书记沈腾和副市长黄宁生。按照规定，我不能离开市区，我要随时担任抗台防汛的总指挥。”

徐浩东派特警支队长李勤军，陪着李智宏和伍国璋去了潭浦村，既当警卫又当向导，他自己回到了市行政中心大楼。

沈腾和黄宁生赶过来，向徐浩东汇报十号台风“安比”的情况。

“安比”有沿海北上之势，据气象部门估计，顶多是与云岭擦肩而过。

徐浩东总算松了口气，“那就好，那就好。不然的话，这个人口会议，就要变成刮风会议喽。”

黄宁生说：“云岭水库那边，我昨天去过。提前开闸放水后，水位在警戒线以下一米五，也不存在安全问题。”

徐浩东点了点头，“有备无患，还是要严加防范。老黄，你的工作重心还在这里。”

黄宁生点着头说：“我明白。两个小时一次报告，有什么情况，我将及时向你报告。”

沈腾问徐浩东，“哎，你怎么回来了？不是在陪李智宏和伍国璋两位领导吗？”

徐浩东笑了，“陪领导尤其是陪大领导，实在是一件苦差使。我给他们说了潭浦村的故事，派李勤军陪着他们去了潭浦村。”

沈腾也笑了，“也就是你，敢把大领导打发下去，自己躲起来享清闲。”

徐浩东一本正经地说：“行，明天让你去陪大领导。”

沈腾忙说：“别，千万别。我宁愿熬夜加班，也不想去陪大领导。”

徐浩东又冲着黄宁生，“老黄，要不让你去？”

黄宁生忙着摇头，“拜托，你饶了我吧。”

沈腾说：“浩东，有个事要向你请示。”

徐浩东问：“什么事？”

沈腾说：“五零九案，一九九八年的，经省高院终审审定，确是错案，现在要解决善后事宜。”

徐浩东说：“这案子我知道，当事人判了二十年，坐了十八年牢。既然案子搞错了，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嘛。”

沈腾说：“现在有个为难之处，当事人提出了一千两百多万元的国家赔偿。”

徐浩东愣了一下，“一千两百多万元，这个数字有点大啊。”

黄宁生说：“浩东，老沈，我可以说几句吗？”

徐浩东说：“没人不让你说话。”

黄宁生说：“这案子我也知道一点。一千两百万元的赔偿，看着挺多的，但其实不算多。”

徐浩东哎了声，“说事实，别先下结论。”

黄宁生说：“国家对冤案错案的赔偿，主要分为三个部分。一，人身自由赔偿金。根据国家赔偿法的规定，侵害人身自由的赔偿标准是按天赔偿，即按上年度职工日平均工资计算每一天的冤案赔偿金，去年是约两百八十五元，咱们云岭工资水平高，每天约三百二十元。他坐了十八年牢，提出人身自由赔偿金两百万元，没有超出法律的规定。”

徐浩东警觉地说：“老黄，你是搞水利的，什么时候研究起法律来了？”

黄宁生说：“我是市政协委员，市人大代表。将近十年来，这个冤案的材料，我收到过五六次了。”

沈腾说：“老黄，你别理他打岔，你继续说。”

黄宁生说：“二，侵害健康权的赔偿金两百万元。三，精神损害抚慰金两百万元。四，家人受害赔偿金一百万元。五，家人精神损害赔偿金两百万元。六，财产受损赔偿金两百万元。七，十几年为冤案而奔走的费用一百万元。”

徐浩东哦了一声，“这么一说，一千两百万元好像真不算多啊。”

沈腾说：“当事人最初要求的是两千万元。这一千两百万元，是法院与当事人商量的结果。但法院党组和赔偿委员会不敢作主。毕竟，毕竟一千两百万元，在全国还没有先例。”

徐浩东沉吟着嗯了一声。

黄宁生说：“二十八岁到四十六岁，祖父祖母去世，妻子下落不明，父亲母亲乞讨为生，两个孩子从小失学，刚起步的企业夭折……十八年，十八年的冤案，长到足以毁了一个人的一生，毁了一个家庭啊。”

徐浩东问沈腾，“老沈，说说你的想法。”

沈腾说：“当事人及其家属的确身心受到严重的伤害。怎么通过国家赔偿制度实现正义恢复，补偿当事人被夺走的人生，体现司法机关的诚意呢？这非常考验司法智慧。首先，不能将这些申请天价国家赔偿的冤案当事人污名化，动辄扣上狮子大开口的帽子。当事人在蒙冤十八年之后，仍然愿意申请国家赔偿，将自己的诉求在法律渠道内表达，本身就代表了对法治的信任，咱们的司法机关，要对得起这份沉甸甸的信任。”

徐浩东点着头说：“这毫无疑义。”

沈腾说：“其次，我国的国家赔偿法，对冤案赔偿实施的坐牢等于上班的标准，固然很简便，但很可能没有完全覆盖到公民的真实损失，这在之前很多冤案赔偿时都广受诟病。咱们的立法机关，应在充分吸纳民意之后，用足既有的司法政策，通过提高精神损害的标准，最大限度地挽回那些被冤案夺走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