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幸福指数要避免理解误区，从当前部分人对幸福指数的理解来看，将幸福指数作为一种政策目标，还可能或多或少地存在着一些认识上的误区，应当注意加以避免。首先，应当避免将幸福指数与gdp视为非此即彼的关系。幸福指数并不一概排斥gdp。尽管幸福指数的倡导者们在提出幸福指数这个指标时是以gdp指标为靶子的，但认为幸福指数可以完全取代gdp的想法却是十分幼稚的。gdp，特别是人均gdp，尽管存在着诸多缺憾，但仍然被认为是体现国民经济增长状况的重要指标，而且还往往被作为体现民众客观生活质量的重要指标。没有财富的积累和民众可支配收入的提高为基础，也就谈不上民众的幸福感。”

“其次，应当避免简单地将幸福指数作为干部政绩考核的标准。如前所述，幸福指数用一组指标来综合反映民众的主观生活质量，从总体上看它所体现的是民众一般的心理体验，因而必然会受到长期的和短期的、宏观的和微观的、主体自身的和外部环境的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幸福指数的这一特点决定了它主要是用于对特定社会的进步发展以及良性运行状况进行衡量与评价。在这一点上，也体现了满意感与幸福感的差别。由于满意感可以针对具体的人和事，因而设定一组科学的满意感指标体系，按照一定的原则抽取评价主体的有代表性样本来对个体评价对象进行评价是可行的，在一定意义上满意感指数也可以作为干部政绩考核的重要依据。”

“还有，应当避免将幸福最大化作为一种政策选择。将幸福指数作为政策目标，并不意味着要将幸福最大化作为一种政策选择。近代功利主义所提出的“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原则，只不过是一个抽象的伦理学命题，如果试图将它作为一种经济学或政治学意义上的具体政策追求，则注定会演变为一种当代的乌托邦，这一宿命已经为福利经济学家们的努力所证实。当然，我们并不否定在个体的层面上实现幸福最大化的可能性。有人提出要构建幸福学这样一门新的学科，其目的就是要帮助人们找到实现幸福最大化的途径。毫无疑问，这一努力是立足于个体的，其现实价值主要在于指导人们的人生实践。将幸福指数作为政策目标，不是为了追求通过调整社会政策和促进社会进步来实现全社会幸福总量的增长，而是力求通过幸福指数来考察民众主观生活质量的状况和变化趋势，进而调整政策取向，推动社会的全面进步和良性运转。”

“目前的幸福指数主要分为三类，一，涉及认知范畴的生活满意程度，包括生存状况满意度，如就业、收入、社会保障等，生活质量满意度，如居住状况、医疗状况、教育状况等。二，涉及情感范畴的心态和情绪愉悦程度，包括精神紧张程度、心态等。三，指人际以及个体与社会的和谐。而目前公认影响幸福指数的十一个因素是：收入、就业、住房、教育、环境、卫生、健康、社区生活、机构管理、安全、工作与家庭关系以及对生活条件的整体满意度。”

“但是，我个人认为，上述十一个因素还远远不够，至少应该包括物价或通货膨胀率、社会的平等度、政府的廉洁度和福利的保障度，这四个因素也与幸福指数息相关。”

说到这里，许教授停了下来。

陈益波说：“许教授，你个人认为的四个因素，三个直接与政府有关，你能否敞开来说说？”

许教授说：“关于物价或通货膨胀率，如果物价上涨过快，给大多数人的生活带来压力，当然会影响幸福指数；而通货膨胀率太高，等于是货币贬值，相当于掠夺个人财富，当然也会影响幸福指数。”

陈益波说：“这倒也是，收入最高，要是物价飞涨，也就没有幸福可言。”

许教授说：“社会的平等度，就是公开、公平、公正，这是衡量社会平等度的三个要素。政府的廉洁度，这个不言而喻。福利的保障度，首先是低水平的福利保障，要覆盖全社会的每一个人，再从低水平逐步向高水平发展。”

陈益波问：“许教授，如果按你个人的计算，你认为滨州市与云岭市的幸福指数差距有多大？”

许教授说：“以我的计算，幸福指数由十五个因素组成，每个因素的标准值为一，离一越近，幸福度越高，现在我一个一个的说。收入，云岭市刨去年收入百万以上者，是年人均六万五，而滨州市是年人均五点二万，如果云岭市的幸福指数为一，那滨州市刚好是零点八。”

陈益波让许教授稍等，叫徐浩东拿来笔和纸，记下了许教授关于两个城市收入差距的论述，“许教授，请你继续。”

“就业，就业机会，云岭好于滨州；最低工资保障，云岭高于滨州；登记失业率，云岭低于滨州；对外来劳动力的吸收能力，云岭也高于滨州，如果云岭是一，那滨州顶多就是零点九。住房，房价，云岭只有滨州的百分之五十五；自有住房，云岭是百分之七十六，滨州只有百分之六十二；廉租房，云岭达到人均六平方米，滨州市只有人均一点一平方米；房租，云岭市只有滨州市的一半；人均房贷，云岭市只有滨州市的百分之二十七，如果云岭市是一，那滨州市顶多只有零点六。教育，当然是滨州好于云岭，如果滨州是一，那云岭就只有零点七。环境，双方总体打平。卫生，滨州好于云岭，一比零点九。健康，云岭好于滨州，一比零点九……综上所述，云岭市的幸福指数是十三点九，滨州市的幸福指数是十点二。”

陈益波问：“许教授，这十三点九和十点二意味着什么呢？”

许教授说：“一，这十三点九和十点二是两个城市的比较，不是普遍意义上的幸福指数，是两个城市之间的差距。二，这也是我倡导的幸福指数具体比较法，是以某个城市为参照，拿其他城市与它比较，我认为这更具有实际意义。三，十三点九和十点二相差三点七，平均每项相差约零点二五，这个差距是相当大的。四，滨州和云岭有四项打平，三项胜出，之所以有打平和胜出，完全是因为滨州是省会城市，是政策因素，如果不是，滨州与云岭的差距会更大。”

陈益波又问：“那么，滨州能赶上云岭吗？”

许教授说：“当然能，但很难。马克思说，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云岭市是一切以经济发展为中心，属于闷头发财，滨州市如果也能做到，那肯定能赶超。但省会城市就是省会城市，它需要承担更多的其他任务和功能，所以就经济质量和生活质量论，滨州赶上云岭很难，除非云岭市自己出了问题。”

陈益波又是一番感慨，“……学习，考察，幸亏这次我们是来学习的，要是居高临下，自以为是，我这张脸就丢大了。”

许教授说：“陈书记，我再给你举三个例子，说明云岭市的生活质量。一是市民的素质，这是我的亲身经历，今年春节时，我带两个小家伙出去玩，发现在每个路口，都是车让人，不管有没有红绿灯。当时我和外孙外孙女花了一天时间，专门看了一百一十多个路口，并一一做了个记录，竟然无一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