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益波说：“这个经济环节的第一个节点，应该也包括象云岭市老城区那十几条老街的地摊吧。”

云教授说：“对，基础经济包括地摊经济，地摊经济就是基础经济，基础经济还包括背包经济、夜市经济和垃圾经济。背包经济指那些走街串巷的小贩，夜市经济当然指的是夜市，垃圾经济指的是垃圾处理过程中产生的经济效益。云岭市在这四方面的数据是这样的，地摊经济，从业人员两万多，产值上百亿；背包经济，从业人员超过一万，产值五十亿以上；夜市经济，从业人员两万，产值八十亿多；垃圾经济，从业人员一万多，产值五十多亿。”

陈益波说：“还别说，地摊经济、背包经济、夜市经济和垃圾经济这四个方面，我们滨州市根本没法与云岭市比，因为我们有政策限制。”

云教授说：“问题就在这里，无论是数量上或是质量上，这些基础经济微不足道，不被人重视，在大城市还是限制甚至取缔的对象。但是，基础经济却最充满活力，是经济繁荣的基础，是就业的充分保障，是整个经济不必可少的第一环节，与农村集镇的集市和农贸市场同样重要。”

陈益波点着头问：“云教授，你说得很有道理，滨州是省会城市，能不能也把基础经济搞活呢？”

云教授摇着头说：“很难，我举个例子，在云岭市的每一个居民小区，在一定的时间在具体的地点，允许流动摊贩进入，滨州就很难做到。又比如，云岭市对垃圾处理实施严格的分类，其分类处理率达到百分之九十五以上，这就为垃圾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但滨州市很难做到。还有更重要的，从事基础经济的人，在云岭市如同人才，住房、落户、老人、孩子教育等，都与公务员一样同等享受。可在滨州那样的大城市里，从事基础经济的人受到了限制，甚至有不少政策将其挡在了门外。”

陈益波又问：“还有吗？”

云教授说：“最致命的问题是，基础经济的自由度很大，要允许其随意发展，也就是随时随地的进行。你可以去云岭市的街上走一走，几乎每条街上都能见到基础经济的存在，滨州市能做到吗？可能根本做不到，可能会被城管赶走。你要是在滨州市搞基础经济，刻意地搞些地方，将基础经济固定在框子里，那就违背了基础经济的特点，就难以搞活基础经济。总而言之，经济繁荣度的首要指标就是基础经济的活跃度，基础经济充满活力，整个经济就是繁荣的，反之，整个经济就不是完整的，其活跃度肯定不高。”

陈益波感叹说：“省城就是省城，大街上随意撂地摊，确实是做不到啊。”

这时，云教授看向了许教授，“老许，该你说了。”

许教授微笑着说：“一个是省会城市，一个是新的地级市，其实没什么可比性。就拿所谓的幸福指数来说，一般人肯定会认为滨州市强于云岭市，因为大多数人愿意生活在滨州市。殊不知滨州市的生活压力远高于云岭市，就拿物价这一个指标，滨州市就比云岭市高百分之二点七。”

陈益波哦了一声，“就幸福指数来说，许教授也认为云岭市好于滨州市？”

许教授点了点头，“当然。”

陈益波说：“请许教授详细说说。”

许教授说：“幸福指数也叫幸福感指数，实际上是一种心理体验，它既是对生活的客观条件和所处状态的一种事实判断，又是对于生活的主观意义和满足程度的一种价值判断。它表现为在生活满意度基础上产生的一种积极心理体验。而幸福指数，就是衡量这种感受具体程度的主观指标数值。幸福指数这个概念起源于三十多年前，最早是由不丹国王提出并付诸实践的。二十多年来，在人均gdp仅为七百多美元的南亚小国不丹，国民总体生活得较幸福，不丹模式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

顿了顿，许教授说：“生活质量可以用幸福指数来衡量，如果说gdp、gnp是衡量国富和民富的标准，那么，百姓幸福指数就可以成为一个衡量百姓幸福感的标准。百姓幸福指数与gdp一样重要，一方面，它可以监控经济社会的运行态势；另一方面，它可以了解民众的生活满意度。可以这样说，作为最重要的非经济因素，它是社会运行状况和民众生活状态的晴雨表，也是社会发展和民心向背的风向标。”

陈益波点着头说：“许教授，请你继续。”

许教授说：“对幸福指数这个概念，我个人是有自己的看法的，实际上我们家两口子还有浩东，三个人就有三种不同的看法。所以首先要明确幸福指数的确切含义，在考察民众的幸福指数时，最经济、最有效的方法，便是让人们对自己的主观幸福状况做出直接的评价，这种思路和作法，对考察个体幸福体验可能有一定的意义，但对于揭示隐含在幸福感之中的具有普遍意义的社会心理现象则是没有多大帮助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幸福体验的个体特征，决定了不同个体的幸福感具有不同的含义，幸福体验的文化差异特征，则决定了不同文化背景下群体的幸福感含义也不尽相同。在歧义丛生的幸福概念下考察幸福指数，也就失去了对幸福感进行描述和比较研究的基础，因而也就失去了研究的可操作性和现实价值。”

“现在的普遍看法是，幸福指数研究首先应当超越幸福这个概念，从研究渊源和研究目的出发，可以将幸福指数视为反映民众主观生活质量的核心指标。在主观生活质量的层面上，我们对以往的幸福感研究并加以整合，提出了体验论幸福感的观点。根据这一观点，幸福感是由人们所具备的客观条件，以及人们的需求价值等因素共同作用，而产生的个体对自身存在与发展状况的一种积极的心理体验。”

“不管怎么说，幸福指数有着实际意义，幸福体验能否成为一种切实的政策目标，关键在于政策可以在多大程度上影响民众的幸福体验。在以往的幸福感研究中，研究者们曾经提出了一种幸福感的人格决定理论。按照这种理论，人们的幸福感比较稳定地受到人格特质的影响。”

“以往将gdp这类反映经济发展的指标，作为衡量社会进步发展的核心指标的做法显然是不充分的，在某种程度上可能会导致社会政策选择上的舍本求末，这也正是人们试图对这一指标加以修正或补充的原因。反映民众主观生活质量的幸福指数，是一种高度人性化的指标，恰恰可以弥补gdp指标的不足，用以衡量社会的全面进步与发展。将幸福指数作为一种政策目标，当然具有重大的实践意义。首先，幸福指数是衡量一个社会进步发展的重要指标。其次，幸福指数是监测一个社会良性运转的重要指标。还有，幸福指数是社会政策调整的重要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