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本两位老人是和小儿子住一起的，但去年老太太的丈夫去世，老太太又生了病，花了不少钱，小儿子就要求大哥二哥共同承担一些费用。

但老大、老二却提出老房子的面积比他们家都大，所以费用的大头就应该小儿子出。小儿子辩解称，平时自己还要养着老人，宅基地大点是应该的，但这些大费用应该平摊。

吵来吵去，老太太为家庭条件较差的二儿子说了话，小儿子一怒之下就把自己的老母亲赶出了家。

老太太要住到大儿子、二儿子家里，结果两个儿子都不让，最后老太太只能住到地里的破田房去了。

老太太越想越气，向村里提出了纠纷调解。

听闻此事，卫平觉得很生气，任天涯则一副见惯不怪的神色。

一开始，任天涯就试图从亲情和道德方面说服他们，可老三媳妇一直嚷嚷着，说尽管老太太常胳膊肘往外拐，把家里吃的用的都往老大老二那里送，可他们还是尽心尽力地养着老太太。

自从父亲出事后，三儿子家垫了不少钱，要求平摊时，可老大老二不仅拒绝，还怂恿老太太把家里闹得不安生。以后日子是没法过了，往后养老太太的钱老大老二家出多少，我们就出多少！

老大老二一听，也怒气冲冲地嚷嚷起来。三人坐在椅子上口水四溅，乱成一团，老太太则用手掩面，低声哭泣。

眼看场面混乱，任天涯赶忙安抚道：“都是一家人，不要这么斤斤计较。老人是要养的，住哪家，其他每家每月给多少钱，发生大额费用时各家承担多少，都是可以商量的嘛。”

不过，两个小时过去了，老大老二还是死咬老房子被小儿子继承，他们不养老人。

老三的媳妇也坚持不让老太太住家里，说她只愿意出钱。老太太就一直两眼通红地坐在一旁，一言不发。

看着任天涯说得口干舌燥却毫无进展，卫平心头的火越来越大，毕竟是年轻气盛，就接过话头，告诫他们，不赡养老人是违法行为，如果实在不行，就上法庭，让法律强制执行。

卫平接过话头，告诫三个人，不赡养老人是违法行为，如果实在不行，就上法庭，让法律强制执行。

任天涯有些吃惊地看了卫平一眼，接着喝了口茶。

卫平则给三个人讲解法律和具体案例，没有多久，任天涯出门接了个电话，几分钟后，进来说道：“小卫啊，镇领导有点急事找我，你年轻人主意多、思想活，这个调解就交给你吧。”

卫平没有多想，点了点头。

不过，等到任天涯离开，三家人又开始相互推诿起来。

最后，他们都对卫平说，他们不想调解了，不怕上法院，说着就要走。

卫平想进行阻拦，村治保主任和村小组长赶忙把他到一旁说道：“卫主任，你应该知道的，不能拦人，调解不成就算了。”

卫平担任过一段时间的大湾村主任，为此其它村里认识他的村领导还是继续称呼卫平为卫主任。

卫平有些怒气对离开的三个人说道：“既然要上法院，那你们就等着。”

接着他转过身，塞给老太太300元，并把手机号码给了她，承诺帮她走法律程序。

由于卫平在大湾村有自己开办的民宿，在镇里又领工资，自身经济条件不错。

直到他开车回镇里的路上，卫平的思路才慢慢清晰起来。想到任天涯走后，村治保主任、小组长就像看戏一样，一言不发地看着自己声嘶力竭，自己还像个傻帽一样，冲动地承诺要帮老太太上法院，不免有些后悔，头疼不已。

第二天，卫平向任天涯报告情况，任天涯叹了口气，有些无奈地说道：“小卫，你也做过村干部的，如果每件调解都搞到不得不上法院，那还要调解做什么？另外，我们也没时间和能力帮人打官司。”

说实话，此时的卫平心里打了退堂鼓，懊恼地问任天涯：“任哥，那是不是可以不管了？”

任天涯抽了一口烟，口吐白雾说道：“老太太来找你，就把她引到司法所去。如果司法所走不通，出了问题，也不关我们信访、综治维稳的事，就算有，我们也是次要责任人。”

卫平想想也对，综治信访毕竟只管调解工作，上法庭的事，根本无法插手。

于是，卫平听了任天涯的话，不主动过问此事。

过了三天，老太太果然来镇里找到卫平。

卫平把老太太领到镇司法所，将情况告诉负责接访的小陈，并说：“老太太要走司法程序，今天她来镇里，我就把她带过来了。”

小陈去向司法所长汇报情况，几分钟后，他回到办公室，皱着眉头对老太太说：“镇司法所只负责调解，如果要走法律程序，得到邻镇法庭或县法院递交起诉状，我们这管不了。”

老太太边哭边说，自己既不识字，又没有钱。

“那就调解吧。”小陈将老太太儿子们的电话记下，一一打电话预约了时间。

放下电话后，小陈点了根烟，笑着对卫平说道：“还是司法所的招牌好使，让他们来，他们也没找什么借口。”

卫平心里也是松了一口气，笑着附和：“那是那是，多亏你了。”

老太太抹去眼泪，脸上又有了些神采，她回去的时候，卫平又悄悄地塞给她200元。

两天后，镇司法所主持调解，结果还是老样子，三个儿子都拒绝赡养老人。

之后，老太太隔三差五就到镇里找卫平，说是卫平答应过她，必须要帮她解决问题。

老太太经常来到卫平的办公室，一坐就是半天，边哭边说她可怜，没钱吃饭，也没地方住。

卫平也是不胜其烦。但看她实在可怜，也只能在她每次来镇里时，去食堂打些饭菜，用一次性餐盒装着给她带回去。每个月还会给她几次钱，每次200或300元。

因为这件事，卫平成了镇里的笑话。

说是卫平给人家调解就给自己整了个包袱，给人家当儿子去了，真是好同志。当然言外之意，卫平是个大傻瓜。

每次老太太来办公室，任天涯总是找理由外出办事，还不忘催促卫平：“让你甩掉包袱你就是不听，现在闹成笑话了，若处理不好，你往后的路还怎么走？”

说实话，卫平也是想尽快处理掉这件事。

于是，卫平找镇司法所的小陈要了民事起诉状的模板，向老太太详细询问了情况，写好起诉状，又开车到邻镇，将起诉状交到邻镇法庭。

由于机构改革，海山县法院并没有在每个乡镇设立基层法庭，一般是几个乡镇才设立一个镇级法庭。

法庭收起诉状的是个姓王的姑娘，卫平向她要了联系方式，恳请她向上反映，尽快受理这个案子，她撇撇嘴说道：“现在案子都积了几十件，最快也得一个月后。”

开始的时候，卫平隔三差五地打电话给王姑娘询问案件进度，一开始王姑娘还算客气，后来，一看是卫平的手机号干脆就不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