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一句实话，我费这么大的劲，办邢副主任的这个后事，并不是非要在军里、师里的领导的眼睛里，扭转我巫山云“不尊重老干部”的印象。我就是那么一片真心，我只不过是认定了，我这个做下属的，就该这么做。不管他对我有德，还是有冤。对一个死去的老领导，谁都该这么做。
整个丧事的处理后果，各个方面都很满意。要不是因为是丧事，差不多可以说是皆大欢喜了。就连曹主任也感到是给他争了光、添了彩，好几次当面夸我，意思是我理解了、而且还落实了他的心情。
不知道，我的这一下子，是不是真的改变了师里领导的印象，还是我的真心被他们体会到了。反正他们对这个隆重的几乎有些热烈了的后事，没有无动于衷，不仅是没有无动于衷，而且是采取了行动。并且，是来了一个大的行动。
军里发下命令，任命我为师政治部干部科科长。当然，这是我们师里的意思。
历史就是一位幽默大师。把我一下子塞到了我不原意呆的地方，那也是李东宝不愿意呆的地方。然而，这个位置，也的确是多少人朝思暮想的地方。
我站在干部科科长办公室，我没有坐下，因为我又象闻到了许多年前，李东宝的办公室的味道，那一股霉味，那一股太监的味道。我的身上，又涌上来那股不舒服的感觉。
我推开窗，初秋的清爽，一下子涌进来。好多了，这回好多了。现在，我和李东宝那时候，已经不一样了。我已经成长了许多，已经强壮了许多，对那些污泥浊水，我们不会再象当年那样，只能拒之千里，或者只能躲避。我不会再让那一盘一盘的鱼头鱼尾，弄得焦头烂额，我不会再让一头母猪就把军营搅得臭气熏天。不仅不会，我想，我还可以为我的军营做一点事情了。
我虽然还没有呼风挟雨的本事，但我想，我至少可以是一条初生的小龙，我也该可以荡起一缕清波，也能洒下一抹甘霖。
讲到这里，也许有的朋友会问：你不是还没有大学文凭吗？这回怎么就能提拔了呢？
我想，我必须在这里罗嗦几句了。首先是，你们说，我上一次在大规模的提拔中名落孙山，是因为没有文凭吗？我想，也是，也不是。想提拔你，会有一百个理由或者更多；不想提拔你，只要一个理由就够了。“欲加之罪，何患无词”？不想提你，还愁找不出理由来！那一次，不想提拔你的理由至少有两个，大家没忘吧？
再有，我在那一次落选的时候，其实几乎马上就要拿到文凭了，只不过还差了一两个月。我从我们团调到师里的时候，师里和本市的一个大学搞成人大学，参加全国的成人高考，已经结束了四门课，还剩下八门。我知道，这是今后必须的，早拿到文凭，早解决一个心腹事。没有文凭，早晚是个事。所以，我后起直追。别人用了三年或者更长的时间才毕业，我只用了一年多一点点。每一门课，那都是全国统考，考试监考那个严哪，就这样，我也是都保持在本部队的前三名。别人都以为我巫山云天生聪明，是个天才。一本一本的教材，都能背的滚瓜烂熟，还能随意发挥，甚至能给其他人讲课。其实。他们还没领会好那一句话：什么叫天才，就是百分之九十九的勤奋，再加上一点正常的智力。
这我拼死拼活拿文凭的时候，这期间的甜酸苦辣，只有我知道，还有我的太太知道。也许，她比我还更深切地知道。
在我名落孙山的一个多月以后，机关开大会，那个大学的领导来到部队，给第一批拿到大专文凭的干部发证书。那一天，只有四个人拿到了大专证。其他三个人是用了三年，而我，只用了一年半。我上台接过证书，回头瞅着台下，那么多的眼睛注视着我，一道道目光，包含着很复杂的眼神。我自己呢，我此时的心情何尝不复杂。但是我很坦然，我看这台下面的人，我心里在说：这就是我，巫山云，成也惊人，败也惊人，
我在干部科长的凳子上还没坐热乎，第三天就下部队了，因为一件急事已经不能再拖。
三个团的班子调整方案，马上就要上报道军里了，只不过因为干部科换科长，给耽误了。在上报之前，我在办理正常手续的时候，有一些很不好的感觉。对一团和三团我不太了解情况，对新班子说不出啥来。可对二团，我可是在那住了半个月呢，我可是在二团的两个连队住过一个礼拜呢，我可是和二团的正营职以上的干部基本都聊过呢。可是这个调整方案，我怎么看，怎么不得劲。怎么和我的感觉差得这么远呢。
这次调整，二团要从本团提起来一个团长，一个副团长，两个人选已经在师常委种都沟通过了。要把单副政委提为团长，把钟参谋长提为副团长。
单副政委，有一个名副其实的绰号：扇大巴掌。他是一对巴掌打天下，靠着扇下级、扇士兵大嘴巴子，硬打硬凿出来的基层干部。有传言说，他能一路走到副团，光靠大巴掌那是天方夜谭，甚至他的大巴掌还给他惹出过萝乱来。他是还有绝活：都说是他家乡产金，他遇到事情就准备几个小金佛，就靠这些小金佛驱灾壁邪，过关斩将。这么说我就明白了，他当然不是在家烧香拜佛，祈求菩萨保佑他步步高升。他是靠着小金佛的含金量，靠着这一座座不败的金身真佛，去冲锋陷阵。
还有钟参谋长钟富本，竟然被人叫做“中发白。”说起来，钟参谋长也是现在举国麻将大潮的先驱了。经常见他下班后，不是回团部后院的家属房，而是骑着破自行车，车把上挂着一个破公文包，大家就知道，五号又去码长城去了。全团都传：有一次他后半夜回来遇上截道的，扒下了军装，抢去了军帽，抢走了自行车，他穿着背心裤衩回到营房，大门的门岗发现，他竟然还拎着那个破公文包。那些劫匪竟然没抢走它。有人说，人家截道的，才不希罕“中发白”的破包呢，里面啥也没有，就一副破麻将。要我看这人，也算是有才有能力，但是一联系到他的嗜好，人们的看法就非常不好。
这个调整方案，叫人有一个感觉，二团没人了吗？我知道，不是这么回事。我在二团的时候，有多少干部和士兵向我讲过一些人、一些事。
我这人就是心里装不住事，一出门，转身进了曹主任的办公室。他听了我的感觉，没有怎么吱声。默默地坐了一会，在眼镜后面看着我，又看桌上的那个方案。他看我也没有就此打住的意思，最后说：“你回去吧。让我想想。”
第二天，曹主任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对我说：“你下去看看，就算是熟悉干部情况吧。记住，能不动的，尽量不要动。”
曹主任的指示，我的理解是：我是以熟悉干部的口径下去，实际是从新考核班子；对原方案，可以提出变动的意见。我也知道，这绝对不仅仅是曹主任的个人意见。
我在三个团，分别对现任班子和拟提拔人选，“熟悉”了一个星期。所有的副营职以上的干部，全部谈了话。对所有的正营职干部，全部搞了民主评议。每个连队的主官，全部也都谈了一遍。每个连队，还谈了一些班长。
尤其是二团，民意如此一致，官心如此一致，上下如此一致。一致推选副团长程天志做团长，推选一营营长蒋春做参谋长。
程副团，步校出身，军事过硬，为人刚直，从严治军，威信极高。
蒋营长，从班长做起，扎扎实实，爱兵如子，艰难困苦，冲锋在前。
这个“熟悉”的结果，使我没什么犹豫。我提笔重新起草新的团级班子调整方案。
新的团级班子调整方案，经师丨党丨委讨论表决，重新上报了。后面，附上了近十页的一份调查报告：《对我师团级班子及后备干部的调查》。这是我写的，是我无法写进干部调整方案里去的一些想法。事实加数据，官意加民心，上情加下情，笔笔翔实，句句在理，叫你无法不相信，叫你无法不赞同，叫你无法不批准。
这也是我坚持的结果。有人认为我这是别出心裁、搞花架子。但是，我在师里常委会上说，不这么做，不足以反映基层民意，不足以反映我师的干部工作，不足以反映我师的政治工作，不足以反映我师干部队伍素质。最后，政委拍板，原文上报。
两个月左右，军区政治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批准了我们的调整方案。二团的成团长、蒋参谋长走马上任了。他们上任后的表现，我根本就不担心。本来他们就是响当当的好汉，现在又似乎是得到了上面的特别赏识，他们不把命都豁出来才怪呢。
后来有人告诉我，我改变了原来的调整方案，是有人欢喜有人恨。具体的，人家就不大肯多说了。
我知道，选拔干部—不仅是政治，而且主要是权利的平衡，是一种利益分配。谁能看不出来，“扇大巴掌”和“中发白”都能拿到提拔的方案里去，那不是简单的一个小金佛就能打通的，那也不是陪首长打几场麻将就能弄明白的。原来那个方案，那是军里、师里、还有各个团，各种关系、各种利益平衡出来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