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听了，头皮都炸开了。我的妈呀！这不要我的命吗。我一个区区副科长，全权处理副主任的后事，我负得起这个责任吗？再说，部里还有多少个正团、副团呢！

火车开走了，没给我机会，去向曹主任详细地请示一下，该怎么完成这个突如其来的任务。

他们走了，撇下奄奄一息的邢副主任、撇下处理后事的重大责任。多少年以后，也许没用多少年，甚至仅仅几个月，所有人都明白了，实际上，他们撇下了一个巨大的机会。也许，有的人至今还在后悔。

那天晚上从车站回家，刚睡下，小席就急匆匆地赶来了：邢副主任不行了。

我们赶到医院的时候，邢副主任已经去世了。大芮和邢副主任的子女一起，正在安慰他的老伴。我也跑到跟前劝了几句，然后就进了病房。邢副主任，当年也是一条好汉，现在就静静地躺在那里，尸骨未冷。

我的大脑一阵晕眩，思绪千丝万缕，乱得我不得不闭上眼睛，让大脑静一静。

我心里明镜一样，我这不是因为悲痛，至少不全是因为悲痛，说实话，对邢副主任去世的悲哀，只占了一个小小的角落。充斥我的大脑的、弄得我天旋地转的，那是一个一个铺天盖地而来的、爆炸式的冲击着我的数不清的问题：今晚咋办？明天咋办？后天咋办？咋办？咋办？

在忙乱之中，我理了一下思路。这个思路，是一个大原则：就是这个后事该咋办？这个咋办，不是该具体做什么事情，而是一个基本思想，一个出发点：就是在曹主任不在家的情况下，给他的对手、他的军旅生涯的对立面，办一个什么样的后事？

我知道，这个后事，办的好，办的不好，我都不会有什么好的结果的。办得好了，曹主任和他的人马会怎么想？会把我看成什么人？至少不会把我当成他的人！办得不好了，人们的舆论又会集中到曹和邢的矛盾上去，弄不好，曹还会以为我是给他上眼药！故意给他下不来台。

这时候，我忽然想起了毛主席的一句话。这可不是幽默，也不是开玩笑。那时候，很多人还是遇事先想想伟大领袖的教导，还没从这个老套子里爬出来呢。其实，我说我想起毛主席的教导，那也是毛主席的一句话，正中了我当时的心情。

“成千成万的先烈，在我们的前头英勇的牺牲了。使我们每个活着的人想起他们，就心里难过。我们还有什么个人利益不能牺牲，还有什么东西不能抛弃吗？”

是呀，邢副主任已经冷冰冰地躺在那里了。一百七、八十斤的山东大汉，现在只剩下八十多斤重的骨头了。不管他是不是满怀着冤屈，是不是一生不得志，反正人家已经都死了，而且死的至少在我看来还是挺冤的。我还在这里瞎顾虑什么呢？

就是这样，我心底里那一股正气，又一次冲然而出。我想，就尽我最大的努力吧，办成啥样算啥样，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就行了。

我连夜打了三个电话，联系了三件事：

第一个，打电话找“老瓦”。大家肯定记得，老瓦一顿吃了十四个大包子，撑得胃出血，复员后到了民政局，现在已经是主观殡葬事务的领导了。我告诉他，我的顶头上司去世了，我求他帮忙，使出最大的劲，办出最好的水平来。老战友没说的，老瓦答应第二天面谈。

第二个，找到已经在家待业的林科长，请他出山，当我的顾问，做“大支宾”。这个“大支宾”，上点年级的人都知道，就是婚礼、丧事红白喜事上，主持、司仪的意思。那是有点资格、有点水平、有两下子的人，才干的了的。我想以林科长目前的身份，也没谁有啥气不公的，可对我，就不一定了。林科长也没推辞，他毕竟跟了邢副主任十几年，还有点老感情嘛。

第三个电话，我找到纪检办的刘主任。这个正义感极强的老同志，也面临着在整团职的位置上超期服役，几乎肯定很快就要下岗的情况。我请他帮我安排一下部里的人手，两个主任外出以后，他是部里的临时负责人。我请他以部里主持人的身份，明天上班召集一个部务会，而我将在这个会上提出邢副主任后事的人员安排。刘主任二话不说，就说了一句：“小巫，放心，我全力支持你办好邢副主任的后事。”就这一句话，说得我几乎掉了眼泪。我顿时心里有了底。

第二天的部务会后，邢副主任后事的一些具体工作，很快开始落实了。每个科的科长都拿到了人员分工的单子，上面都是部务会上大家一致同意的方案：

*军、地领导联络接待组，组长：组织科万副科长；

*亲属联络接待组，组长：群工科秦科长；

*告别仪式筹备组，组长：干部科扬科长；

*后勤保证组，组长：宣传科薛科长；

*来人来电接待组，组长：纪检刘主任；

*综合事务组，组长：秘书科巫山云。

工作紧锣密鼓，忙而不乱。安排丝丝入扣，百密不疏。

虽然主任都不在，但是大家都非常的配合，默契，显得都很有胸怀，很有城府，很有人情味。没人觉得被大材小用了，没人觉得被分配的事情多琐碎、多上不了台面，我私下在想，是不是死亡真的是净化剂？那些个人的私欲、那些人与人之间的复杂的东西，在死亡面前，一下子就都显得很无聊，一下子就失去了市场。人与人之间，在死亡面前，也一下子贴得近了许多，关系也简单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