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也没容我多想，我也没有那个习惯嘛，就突然对小初说：“初秘书，我们是不是该商量商量？”

初秘书一愣，抬起头，手里还拎着几瓶酒。“商量？商量什么？”

我说：“商量怎么分哪。这也是全部人员的生活福利嘛。”

小初说：“我和林科长商量了。”

他这么说，我就有点想法了。“这是我分管的工作，起码也得和我商量商量吧。”

初秘书有一点尴尬，又有点酸溜溜地说：“不就是一点烟酒嘛，也不是什么大事。”

我说：“谁能说清楚哪件事小，那件事大？说不定就是那件小事上出毛病呢？”

初秘书有点挂不住脸了，讪讪地说：“已经分出去一个科了，还能要回来？”

我说：“要不要回来，那要看情况。我就是觉得分这么一点东西，也要慎重。再说是我分管。”

初秘书盯着我看了有几秒钟，我也就那么看着他。忽然，他放下手里的酒瓶子，扭身出去了。

这个过程，林科长一直在里间，也一直没出声。我进了里间办公室，也没觉得有啥大不了的，就坐下继续干别的事。

过了一会，秦姐呼呼地跑进来，象宇宙要大爆炸似的，不知道是紧张还是兴奋。“小初跑主任办公室哭去了！”

林科长忽地站起来，“咋回事？”

秦姐说：“说是因为分烟分酒的事。”

林科长转脸看我：“小巫，咋回事？”

我说：“科长，你都听到了，我觉得没什么呀。”

林科长急着出去了，“我去把他找回来。”

不大一会，就听见林科长和小初一块进来，一边还劝着：“同志之间，有啥大不了的。还找主任去说！”

小初还在叨咕着：“是呀，就是一点破烟破酒，谁稀罕哪？还非要抓着不放。”

就听林科长说：“有啥意见，走，咱们进里边一块谈谈。”

又听小初叨咕：“就是个副科长，有啥了不得的。”

前面的话我都没往心里去，工作的事情，意见不一致是很正常的。但是，后面这话可就不一样了，变了味了。那是对我个人的问题了。我不能装聋作哑了。

我走到外边，我说：“小初，工作上的事，怎么说都行。如果你是对我个人有意见，那你可以当面跟我说。这和我是什么职务没什么关系。”

小初两眼通红，确实是刚哭过的样子。这时我从这一刻起，就十分看不起他。他不是一个男人。

他没想到我会站出来，当面鼓对面锣地和他对话。“我说啥了？”

我说：“你不是说，一个副科长，有啥了不得的吗？这不是对我有意见吗？还有，你有意见，可以和林科长反映，也可以和我直接说。用不着跑主任哪去，更用不着哭啊。”

我这么一问一说，小初好像更下不来台了。加上旁边还围上来几个看热闹的，有的还一脸的幸灾乐祸的样子。他索性就撕破脸皮，冲我喊起来：“就是嘛，一个小副科长，有啥了不起的！你不打听打听，机关里这么多人，哪个没有根儿！哪个的根儿不比你的硬？”

我一听这话，知道事情开始明了了，也明白问题出在哪了。

我开始义正词严起来，我说：“初秘书，你不能这么说话！你这么说，不象一个军人。你当我们这里是什么地方？”

林科长一看事情要闹大，影响更不好了，就把小初拽到里面去了。

这件事，到后来是急转直下，偃旗息鼓。我也不想再罗嗦了。简单讲，过了十几分钟以后，小初就来找我，一把鼻涕一把泪，要我原谅。我也做了自我批评。林科长又开了个科务会，重新明确分工，强调内部团结。

后来林科长和我解释，小初才比我晚当兵两年，现在才是正连，按年龄杠，也差不多该走了。他也是农村兵，上不去，留城就困难。心里有股火，没地方发泄。看我这么一帆风顺、平步腾云的，又有些不平衡。

我对林科长说：“没事，我看小初还不错，能跟我当面争论。再说，我也有毛病，只顾工作，不太关心人、理解人。以后我也要注意工作方法。”

就这样，一个小风浪，瞬间止息了。

其实我知道，讲这些很无聊的。但是，我讲这个无聊的事情，并不是没有什么大事可讲了。而是这件事，来的比别的事情更直接、更一目了然。它使我忽地一下子明白了一个道理、一个事实。那就是初秘书在清急之下脱口而出的那句话：机关里这么多人，哪个没有根儿？哪个的根儿不比我的硬？

我不解释，大家也明白他的话的意思。他说的是事实。我既没有根儿，又没有后台，也没有关系。唯一的把我弄到师里来的师长，也已经在我之前就离开了。再说，师长也不能说就是我的根儿，我的后台。

初秘书的一句话，其实是点拨了我，使我一眼就看穿了我的外部环境。冲这点，我真该感谢他才是。

军营就是个小社会。多大的军营，就是多大的社会。尤其是这些在大城市的部队，这些大机关，更是社会式的军营，或者说是军营式的社会。这里，不仅仅是有社会上的形形色色，林林总总，五光十色。而是说，社会上那些大俗大雅，三教九流，五花八门，都可以在这里找到市场。

也许，军营本来就是这样，只是我从前不知道。也许，是它一天一天在变迁，变得像今天这样叫我很陌生。也许，这个师只是一个另类。但这最后一个也许，我知道，也仅仅是一个也许。

当时还有一件事，也是一件并不起眼的小事。当然这只是我当时的感觉，现在我自然是另一种看法了。

我当上副科长不久，军里给每个师的三机关发了一些新装备。司、政、后每个部门，都领到了一台电脑、一台复印机。那个时候，这两样东西可真是稀罕物，基本上没人见过，更没人会使用。

那台电脑，一直存放在我和林科长的里间，没有拆封。而那台复印机，厂家来人搞安装，简单地讲了怎么使用，我们也就算会用了。

这以后，我们又多了一项工作，给部里的首长和各科复印文件和材料。个别人用它干点私活，也是免不了的。有时候，复印纸用得多了，墨粉用的快了，我和林科长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偷着用复印机最多的，是刚从下面一团调到我们科帮忙的魏逊。他在下面刚上来，家不在本市，住机关集体宿舍。有时候，就晚上来复印东西。

部队机关的人，都知道帮忙是咋回事。并不是因为有多少忙，需要帮忙的人手，而是往上调人的一个借口。就是借用、试用，反正一般来讲，帮着帮着，就帮成正式的了。

一天早晨上班，有人来复印文件，发现复印机不能用了，就来找我。我去一看，机器里里外外都是黑糊糊的，到处都是墨粉。灯还能亮，但是不能运转了。

我打电话到市里的维修点，下午来人一看，说这个机器受到强烈震动，有的零件已经坏了。

那边还在维修，这边我就找人问怎么回事。后来有人说，是魏逊带人来复印一本书，不知道怎么搞的，把复印机摔到地上了。

我就问魏讯：那么大那么沉的机器，怎么能掉到地上？你复印材料搬机器干什么？

我没鼻子带脸的一顿盘问，可能使他有点下不来台。而且我还在对机器为什么会掉到地上紧追不舍，他肯定有难言之隐。

我怀疑，他是把机器搬走了，搬到哪个地方给人家复印去了。一定是在搬运的过程中，把机器给摔坏了。

但这也就是猜测，我也不能这么问。他也就一直没承认，一直没说实话。